4.代後記（4）

一直沒有生變化的是我的自信心。***我對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標和堅守的人生態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錯誤，可以不斷調整糾正自己，而人生目標是明確的。這個人生目標在一些人看來或許是比較陳腐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那一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問：那麼這二十年來您的創作是怎樣的一個展過程？

答：就題材而，我的早期作品多是寫煤礦工人的作品，再往後寫青年大學生，畢業後到北京當專業作家，正是文學界思考如何讓中國文學有本土特色的時候，於是我大量搜集北京的民謠、方誌、歷史資料等，後來的小說注意向北京的地域文化展，像《找樂》、《放生》、《前科》等。就思想和藝術風格追求來說，儘可能隨着文學界的思考而思考，力爭有所進步。這二十年文學界的思考和創新的步子也是很大的，我只能算是一個盡量追趕文學前進腳步的人。像早期是「傷痕文學」，揭示「文革」問題；後來覺得「傷痕文學」不應停止在簡單的抗議和吶喊層面，由此開始向寫人生過渡；後來又覺得我們的作品對中國文化的底蘊反映得不夠，因此又有了「尋根文學」。此後又有了對風格和藝術表現多樣化的重視和追求。文學的深化是隨着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也是隨著作家對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深化而深化的。當然，這一思考和創新過程難免有所失誤，誰都一樣。比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文學開始重視藝術技巧，有不少作品對海外作家作品的學習有生吞活剝的傾向。但不可否定作家們對藝術創新的追求。

問：您目前的創作狀態如何？

答：自從1995年到作家協會擔任書記處書記以後，行政事務投入得多了，我只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受楊沫同志的囑託，和李功達一起改編了電視劇《青春之歌》。當然行政工作也是一種經歷，藝術積累沒有停止，為了保持自己對生活的敏銳性，這期間寫了八十至九十萬字的日記。

當然也有一些構思，卻一直捨不得寫。有些作家很能幹，坐在主席台上也能寫，但我不行。我寫小說必須完全靜心，什麼人都不能見。因為寫小說時需要作家變成自己小說中不同的人物，如果寫半截被打斷，再找回來很難。我也曾經寫過五六萬字，被打斷了以後就一直放那兒了。或許我就是這麼低能。因此現在只能寫點評論，寫點短文，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找到時間去寫。

問：回顧二十年，您如何評價自己？

答：工作尚負責，為人尚寬厚，思想尚活躍。我的缺點是不少事缺乏說「不」的勇氣。

問：很多人覺得目前的純文學作品越來越難以讀懂。作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我只想說一點個人看法，和作為什麼什麼副主席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是一個探討中的問題，各抒己見，相互傾聽最好。

第一，文學當然是個人感和心靈體驗的外化，但這感和心靈從來就有深厚與膚淺、狹隘與博大之別，你如果只是自戀於自己的小悲歡，對生活對人生對人的感世界沒有嶄新的現，那麼讀者為什麼要喜歡你？新時期以後的文學恢復了對作家創作個性的張揚和肯定，但一個作家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是否能轉換為作品的魅力，這是現今作品能否征服讀者的關鍵。第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作家們越重視敘事的藝術，越追求自己成為一個文體家。這無疑是好的。但我以為，要在「文體家」前面加上「成功的」三個字。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文體家，如何更淋漓盡致地、更準確地對生活和感作出藝術的表達，而不是僅僅把文體作為個人羽毛的炫耀。我以為，這就是一些作品「看不懂」的癥結所在。

問：但純文學畢竟不是大眾文化，不是單純的迎合，是不是還需要一些提升普通讀者文化水準和審美趣的作品？

答：您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文學的確有提升我們的讀者審美水準、豐富其審美經驗的功能。但我以為，提升的方法不是讓他們看不懂，而是用藝術的魅力和感染力去征服他。是一種藝術征服過程中的提升，而不是故弄玄虛中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