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話說白居易（3）

因此，他早期的文學觀點，是屬於干預生活的絕對現實主義。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中國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心結，在動蕩歲月里的責任意識，在危亂年代裏的經世熱忱，是不可遏止的。所以，他從呈顧況披閱的《賦得原上草送友人》，到詩人四十五歲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約為公元788年（貞元四年），到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共二十多年間，白居易是以諷諭詩，為他的創作重點。其中，《秦中吟》十、《新樂府》四十，為其代表作。

這些詩歌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政治色彩，鮮明的時代氣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爭意識，無不激起共鳴；所反映出來的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貪婪榨取，無盡搜刮，民不聊生的慘狀，無不義憤填膺。他的這些詩篇，滿城傳唱，萬眾吟誦，然而，也觸犯了既得利益階層。

正如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說：「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矣」，遂導致他第一次面臨「長安居大不易」的失敗，嘗到了生存環境沒有調適好的苦頭。

反正，中國文人的臍帶，系在大地母親身上，系在民族國家身上，系在人民大眾身上，你就不可能和統治者心血相通，你就不可能使統治者龍顏大悅，你就不可能不因為你的干預時政，挑戰醜類，揭露敗惡，批判權貴，說了些真話，道出些實，而不遭受統治者的修理。

也許統治者日理萬機，一時疏忽了你也有可能，可統治者手下的牛頭馬面，打手爪牙，卻絕不是吃乾飯的。於是，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的白居易，到底被那些嫉恨他的人，新賬舊賬一塊算，只有捏著鼻子「出佐潯陽」。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九載：「元和十年，秋，或居易母墮井死，賦《新井》詩，出為刺史。王涯其不可，乃貶江州司馬。」下註：「論盜殺武元衡事，宰相嫌其出位故也。」

什麼叫出位？就是詩人未能在此時此刻的生存環境中，調適好自己的位置。

據清·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白居易在長安的四個坊里生活過，有過自己的屋宇房舍。基本都在東市之東，約相當於今日北京城的東四環部位。公元783年（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第二次來京會試，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才在長安正式找房子住下來，所謂「卜宅之始」，住常樂坊。為主客司郎中時，住新昌坊，為左贊善大夫時，住昭國坊。為刑部尚書時，住宣平坊。其間還曾寄寓永崇坊的華陽觀。但是，京城對他來說，仍是「居大不易」。

小的人居環境，未能盡如人願，是與大的政治氣候未能周全應對，存在必然聯繫。公元816年（元和十一年），他就在詩中寫道：「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清瘦詩成癖，麓豪酒放狂。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鄉。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就已經萌出《吾土》詩中「豈限長安與洛陽」的不再逗留善之區的逃避想法。

你可以責備他的退縮，他的軟弱，但你不得不認同他這種聰明人的選擇。作過鬥士的人，不一定要當永遠的鬥士到底。我們總是以完人，全人，盡善，盡美，去期待誰，要求誰，指望誰，推動誰，說到底，其實是一種殘酷，一種不堪負荷的道義承擔。你得相信，魯迅的《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一文，絕對是人世間的真實寫照。

在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中，有一番詮釋詩人遠離官場紛爭，跳出政治絞殺，徹底改變自己，全方位調適的精彩分析：

「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才五十八，自是蓋不得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