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3)

西瑪·布斯基的財產還包括出售貝弗利山飯店的所得。這個飯店於１９８６年以１．３５億美元出售，西瑪擁有該飯店４７％的股份，於是她可以獲得近６５００萬美元。這樣，西瑪單是在布斯基合夥公司的股份和貝弗利山飯店的出售所得就使她的財產達到１．６５億美元。如果伊凡·布斯基成功得到西瑪的一半財產，那麼，他不僅會成為一個更富有的人，還可以把來自自己合夥公司的約５０００萬美元交易所得收回自己囊中，而他的這個合夥公司是他進行犯罪活動的地方，這些交易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屬於非法收益。這種結果肯定是政府與布斯基商定協議時始料未及的。邁克爾·米爾肯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這些主要犯罪分子個個都成了富翁，至少按照普通美國人的標準看是這樣。這種結果使許多人不由想問：正義得到伸張了嗎？違法活動受到阻嚇了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以來，華爾街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歷了大規模的員工失業、經濟衰退和這起醜聞的災難性後果之後，可以看出，華爾街受到了嚴厲懲罰。個人可能躲過了這場醜聞，但他們所在的公司卻難逃此劫。德萊克賽爾·伯恩漢姆·蘭伯特公司宣告破產，苦苦掙扎的基德爾和皮博迪公司被通用電氣公司悄悄地賣掉。薩羅門兄弟公司陷入了一場國庫券醜聞，最後被罰款２．９億美元，它也不得不掙扎著生存。新發生的重大證券檢控案不多，成為犯罪溫床的惡意兼并基本上從金融市場上消失了。人們至少有這麼一種看法：內幕交易和各種花樣翻新的證券欺詐大大減少了。然而，歷史很少給人以慰藉。著名的英國法學家愛德華·科克爵士早在１６０２年就說過這樣一句話：「今欺詐盛行，甚於昔日也。」米爾肯、布斯基之流兜售這麼一種觀念：回報不必與風險相伴。華爾街表現出特別易受這種觀念的影響。也許今後不會再有人像米爾肯那樣用垃圾債券主宰金融界，但是，善玩鬼把戲的騙子肯定會在某個別處出現。隨着時間的推移，金融市場明顯恢復了過來，並表現出一種自我抑制不良行為的能力。然而，金融市場特別容易從內部出現腐爛。無論如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這些罪案的發生，強調了完善證券法律和堅強執法的重要性。華爾街上的罪犯精於風險算計，依他們所計，犯案被捉的幾率很小。人們對華爾街有一種普遍看法，即多數證券犯罪發生在灰色地帶，法律對其無能為力。政府的上訴記錄也無濟於改變這種看法。對普林斯頓－紐波特投資合夥公司的部分裁決，包括ＲＩＣＯ定罪，被上訴庭撤消了，對約翰·穆赫倫的定罪則全部撤消了。上訴庭在駁回控方對穆赫倫的股票操縱指控時說：「任何理智的審判者都找不到這些被控罪行的根據，他們對這種指控有合理存疑。」對穆赫倫一年零一天監禁和１５０萬美元罰款的判決也被駁回。穆赫倫的這個結果並不讓人奇怪。從事件本身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布斯基操縱穆赫倫，而不是穆赫倫操縱股票市場。如果說穆赫倫犯有什麼罪的話，是在寄存交易上，但在這項指控上陪審團未能做出裁決。對普林斯頓－紐波特投資合夥公司部分裁決的撤消和其他一些證券案件中控罪的撤消主要是由於技術原因。然而，面對規模空前的華爾街犯罪，檢察官們急於以幾乎任何理由檢控嫌犯。在有些案子中，他們做得有些過火。政府在這場打擊金融犯罪的鬥爭中總體上取得了勝利，但這些成果改變不了華爾街上違法活動猖獗的現實。同時，它們確實使人們對證券法律的全盤刑法化產生懷疑。國會應該針對最嚴重的證券欺詐犯罪制定一部嚴厲而明確的刑事證券法，而把諸如凈額資本管理規定這些事情的執法交由證交會執行。至少，國會應該對內幕交易做出法定解釋，應該把「團伙」界定為禁止披露持股情況時作假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這樣，像伊卡恩的和布斯基的那些「安排」就必須被公開。應該禁止證券公司從事套利業務，自我監控顯然是沒有作用的。基德爾和皮博迪公司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從而取消了套利部。法院應該繼續清楚地界定郵匯欺詐和電匯欺詐。正如麥納頓勛爵在世紀之交所預言的，欺詐活動「形式多樣，變化無窮」。關於在米爾肯、布斯基、西格爾、利文及其同盟者的這些案子中量刑是否與罪行相符的問題，有關人士將會爭論幾年。說一句純粹是事後聰明的話，檢察官和證交會人員當時對這些罪犯應該再嚴厲些。對這些罪犯的罰金雖然很多，但永遠彌補不了給投資者、納稅人和無辜工人帶來的損失。但是，在１９８６年沒有人有這種事後聰明。人們所知道的就是，一個毒瘤正在侵蝕華爾街和美國經濟的道德肌體。這個毒瘤當即被剜除了。主要罪犯被繩之以法。他們所有的金錢和權力都換不到他們渴求的結果。市場恢復了，甚至繁榮起來。到１９９２年年中，美國經濟多少顯示出一些恢復的跡象。可能最為重要的是，正直和誠實似乎重新回到了美國人生活的中心，成為人們行為準則的一部分。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華爾街醜聞與８０年代的醜聞之間相隔五十年。如果華爾街免受下次醜聞侵擾的時間能再比這個時間長一半，那麼，以米爾肯鋃鐺入獄為結局的這場打擊金融犯罪活動就是有歷史性價值的。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７日，伊蘭·里克和羅伯特·威爾基斯於同一天來到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聯邦監獄，開始服刑。他們兩人在利文的信息圈子垮掉后見過一次面，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共同的經曆本來可能使他們建立起一種友誼。但是，兩人在監獄中的行為方式完全不同。里克越來越孤僻、憂鬱，威爾基斯則喜歡與人交往，並積極進行健身活動。他們兩人的刑期都是一年零一天，但在服刑八個月後，他們就被釋放了。此後兩人沒有見過面。里克為紐約一個房地產開發商當法律顧問，威爾基斯則在娛樂業找到了新工作。西特拉格·穆拉迪安因為積極與政府合作而獲得豁免。他接受了證交會的處罰，並被禁止從事證券業一年。他找工作很困難。穆拉迪安在１９９０年春天離婚了，賣掉了在新澤西的房子。他從倒閉了的原布斯基公司買了一台舊的ＩＢＭ台式電腦，並自學操作使用。詹姆斯·達爾賣掉了在貝弗利山的房子，在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買了一塊地，建了一所新房子，離西格爾的家不遠。他為溫－迪謝連鎖超市的控股家族當顧問，雖然他曾發誓遠離商界。達爾花了很多時間為作證做準備，但非常慶幸的是，他的作證從來沒有進行。即使在繳納各種與德萊克賽爾·伯恩漢姆·蘭伯特公司和米爾肯有關的應付罰金后，達爾仍然擁有至少數百萬美元。穆赫倫仍然很容易就從諸如貝爾茲伯格家族和蒂斯克家族這樣的大投資商那裏籌到資金，即使在他的定罪被撤消以前也是如此。他組建了一個新的合夥公司，名叫野牛合夥公司，是根據他在弗吉尼亞山地牧場養的一群北美野牛命名的。公司位於布勞德大街，正處於曼哈頓鬧市區。他每天往返於公司與位於新澤西的宅第之間，繼續以他那獨樹一幟的投資方式開展投資業務。根據穆赫倫與證交會達成的協議，他不能為自己的利益進行交易，但他很簡單地通過美林公司和拜厄和斯特恩斯公司實行交易。羅伯特·弗里曼服完他的四個月刑期，於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獲釋。他的認罪協議沒有要求他與檢察官合作。弗里曼仍是一個活躍的投資者，而且從表面上看，他沒有什麼變化。１９９１年夏天，他與朋友詹姆斯·里根和亨利·克拉維斯參加了一個由格蘭尼特資產（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公司主辦的高爾夫球比賽。格蘭尼特資產公司是弗里曼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時的同事盧·艾森伯格組建的一個合夥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