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9章 儒宗地位

每一屆稷下論學會之後，都會生一些變化。***(鳳舞文學網)

這些變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動上的,可能是看得見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當前不顯現的,就像埋在土裏的種子,默默地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壯成苗的時候才為人們察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深遠的影響。

這一屆稷下論學會之後,也生了如許的變化,有近期、明顯的，也有遠期的、隱性的。

而在稷下論學七日主場結束后，名可秀傳注的《中庸正義》就正式行了。

這部已經受到南北士人矚目的經注甫一上市，便成為熱賣的書籍。

這部《中庸正義》仍然是由古今書坊行，如同以往行的儒家經籍般，同時行平裝本和精裝本，而平裝本的紙墨雖然質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則同樣是杭刻本的高質量，卻只售價十文，無論是對士人單售還是對書商量售都是一個價——這是古今書坊已經執行二十年的坊規：儒家經籍平裝本一卷一律十文。

這個規矩源於名重生讓天下讀書人都買得起《論語》的宏願，而名可秀將父親的願望進一步揚——讓天下讀書人都買得起儒家經籍！

古今書坊是名可秀承自父親的產業，至建炎四年時已成為大宋第一書坊，至大憲元年古今書坊的分部已經遍佈大宋諸路各州府，甚至偏遠的縣城都有古今書坊的書鋪。可以說，在有古今書坊的地方，即使鄉村裏的貧寒讀書人都能攢出千文錢買齊儒家傳注的《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這六部經籍。古今書坊這種不圖利而造福天下讀書人的義舉贏得了士林的讚譽，而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貧寒士子中享有盛譽的原因之一。

最初，當古今書坊最先推出十文《論語》的時候，曾經有書商從古今書坊大量購進，在自家書肆以高價售出——杭刻本向來以雕刻精良，校勘嚴密，書寫肥細有致，印刷清晰明朗聞名天下，即使平裝本也是刊印精美，裝潢考究，一部《論語》無註解的原經杭刻平裝本市售價是一貫，古今書坊卻均以十文售出，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無怪乎這些書商動心了。

但是，古今書坊向書商量售十文《論語》時，契約中有規定，書商不得超過十倍價售出，那些違約的書商立即被古今書坊函勒令改正。不過，這些違約牟利的書商在當地也是頗有實力的商富，而且還有官員階層的人脈，又自負對十文《論語》改頭換面，即使古今書坊拿着契約查上門也抓不了證據——雖然古今書坊是書坊行業的行，但有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

然而，古今書坊很快讓他們知道了：真正的強龍是地頭蛇壓不住的。

當這些違約書肆背後的書商家族見識到強龍的實力時已經後悔莫及了，不僅書肆被書行以違信經營銷去行內資格，同時申報官府取締了其經營書業的憑歷，整個家族也因為貪利棄誠信被報紙批露后受到人人唾棄，最終不得不變賣城裏的產業避居鄉下。

及后，當天下書商都知道古今書坊的大東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時也是臨安商盟和東南海商盟的盟名可秀時，人人心中悚然，都為前面抓了強龍逆鱗的違約書商道聲不開眼。此後，當古今書坊陸續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經書，也沒有哪家書商敢打主意了——古今書坊並不是不要他們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約定的限度賺取利潤。古今書坊以十文書售給書商，就是允許書商賺取合理利潤，以借天下書肆書鋪之力，讓各地的讀書人都能買得起儒家經典，畢竟古今書坊再大，也無法以一家之力遍佈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義》行後半年，宋周兩國禮部先後文，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的《中庸》教本，同時詔告天下，增加《中庸》為科考經義目的內容，而《中庸正義》就是科考評卷的標準。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經注，一是《論語集注》，二是《大學正義》，三是《中庸正義》，而這三經注都先後成為了南北兩國頒定的經義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經注成為官方頒定的教本，也就相當於確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學者的宗師。

自北宋立國以來，迄今為止，前後湧現出的能被稱為儒學大家的不下百數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認為儒宗的卻不到十位。

因為成為儒宗的標準很高。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儒家論儒的最高功績，就是遵循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創製垂法，博施濟眾，立聖德於當代，惠澤被於無窮，如伏羲、神農、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難，功濟於時，如大禹、后稷；再次立，一曰著書立說，二曰開創學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認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當然，儒宗是在聖、哲之下，三不朽的標準不能與伏羲、大禹、孔子這些先王先聖比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傑出貢獻，並且影響深遠。

比如現今儒者們公認的北宋以來的幾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兼具，王安石、司馬光、邵雍、張載、二程都是立，南宋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這位已經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後位被承認的儒宗，因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國家實現了富國強兵，而且為後面的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論事功的功績是在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之上——后二者雖然提出了良法，但實施失敗了，沒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設計者是名可秀，而她隱在幕後指揮，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頭上——名可秀對此並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為建事功奮鬥的大公黨成員們卻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麼？不是功名富貴，也不是死後追謚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樹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還與名可秀的造就分不開，這對大公黨成員們太有鼓舞意義了——誰不想成為治世之名臣，然後更上一層樓，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榮耀造就追隨者的輝煌，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

對於名可秀自身而，即使她身處幕後，無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論語集注》被宋周兩國都頒定為官學教本后，就已確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創建的共濟會規模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濟眾，而其成法可為後世借鑒，可謂惠澤被於無窮，從這個層面來講，已經達到了儒家踐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標準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範圍是模糊的，標準也是不明確的，更多的取決於儒者們的認可和尊崇，確切地講，是當世大儒和名儒們的認可，而名可秀身為女子，這就使她在男尊社會裏獲得儒宗這種認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艱難得多，換句話講，就是認可她為儒宗的心理水平線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義》成為宋周兩國先後頒定的官學《中庸》教本，她在儒學界的聲望再次達到了一個高點，稷下學宮祭酒譙定在一次學者集會上公開讚譽她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學者的認同。

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庸正義》成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學儒經教本，而是因為名可秀對中庸精神的詮釋，或者說創新、樹立。

如果說名可秀詮釋的《論語集注》和《大學正義》還是在糾正前輩大儒的謬解，那麼《中庸正義》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為大本，完善地闡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確立了更適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是對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圓滿的詮釋。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孔子雖然視中庸為至高之德，但在《論語》中明確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話：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隱藏在《論語》的章句經義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將孔子的中庸思想闡了出來，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如仁義、禮樂、孝慈、忠恕、聖知（聖智）等，而地位還在仁義、禮、孝慈之後，故一直未為儒家重視，直到北宋才開始注重，二程並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詮釋的中庸仍然是獨立的，沒有成為儒家的綱繩，而這個綱本應與仁這個核同等重要——沒有綱，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就是散亂的，沒有一條綱線把它們串起來。

而名可秀做了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為中庸精神的綱，以中庸精神作為整個儒學的綱，不僅將儒家思想串連了起來，而且實現了范仲淹提倡卻未做到的事——將儒學化繁為簡。

化繁為簡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這件事的意義同樣重大。

它使儒學的微大義變得淺顯易懂——這樣才能真正普及。

這是名可秀註解《論語》和《大學》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義》更進一步，樹起了儒學的綱，有了這個綱就將整個儒學都變得簡單起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學只有變得淺顯易懂，才不會成為高閣學問，傳到後世子孫就會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後不懂就束之高閣了，更糟糕的一種結果是，因為沒有真正學明白而謬解或閹割儒學，那就成了誤國之學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極遠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學為簡，而他沒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單論這個治學的功績，就已在范仲淹的立之上。

名可秀還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麼呢？

兩個字：條理。

這是可以與化繁為簡相提並論的兩個字。

北宋的儒家們，從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慶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新舊兩黨的儒學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學，但他們都並沒有將儒學有條理的歸類，或分出層次，學儒經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學的整體脈絡，研讀儒經如同瞎子摸象，沒有清晰的整體，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位先生起，開始注重將儒學條理化，目的是為了讓儒學易懂，但他們沒有成功，比如周敦頤和邵雍這兩位易學大宗，都將儒學太極化，以太極為儒學的綱來解釋儒學，先這個綱就抓錯了，不僅沒將儒家思想串連起來，而且還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極本就是極高深的道，越解釋越玄乎，讓人怎麼學呢？

名可秀三萬字的《中庸正義》做到了這件事，以中庸為綱，將儒學條理化、層次化，其上為宇宙觀，其下為世界觀，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論具體，儒家目標分階段——這樣才能普及做到，否則淺顯易懂了、知道了卻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認知而無法踐履的學問。

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成就。

儒學修到這一步，名可秀可以說已經超越了孟子之後的歷代大儒。即使還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個女子在儒學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認，名可秀的立已經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認明儒家之經旨而經世濟民之學）。

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一革漢儒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開啟了宋學的重義理、重創新、重學問的經世應用，故被稱為開啟宋學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確立的儒家世界觀和方法論包含了明體達用之學，而在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上又遠遠超越了它——只此一點，就可以確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況還做到了綱、化繁為簡、條理這三件大事呢？

為什麼宋周兩國的禮部都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教本，並將《中庸》從《禮記》中提出來，單獨增加為經義考的科目呢？就是因為看到了這部《中庸正義》的真正價值和對儒學的重要意義。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確立無疑。

不僅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質疑嗎？

當然有大儒質疑，質疑她詮釋的一些經義或創新提出的一些觀點。但是，你能建立起一個比她樹立的中庸更為清晰、更為完善的儒學的綱嗎？你能比她的化繁為簡更為簡嗎？你能比她的條理更為條理嗎？

——不能！

那就無人質疑，因為無人能夠質疑。

所以，與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學者質疑、張載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學者質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確立，就無人可以質疑。

作者有話要說：寫完稷下論學十七章，就好像那種亢奮的狀態一下子枯竭了下去……這思緒也在空中飄蕩了好幾天，才又落定了~

這一章是昨晚上寫完的，某一般凌晨五點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點鐘有個重要聚會，在郊外比較遠的農莊，六點鐘就得出，所以來不及修文了。本來昨晚上睡覺時還想到應該增加一段內容，於是，放到後面章節合適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