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代後記（2）

當時我決定不考大學，除了認為作家必須從工農兵中產生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已經把數學忘記了，忘得一乾二淨。

但我媽媽堅持讓我考，我也想驗證一下她的話，當年我媽媽讓我讀書，果然現在有用了，要高考了。那麼現在我媽媽又堅持讓我參加高考，我也想再驗證一下。

考完回到礦里遇到一個朋友，他問我考得怎麼樣，我說：「還不錯，就是題太簡單了，都是一些常識的問題，很多人用了五十分鐘就交卷了，我估計分數根本拉不開檔次。」他聽了哈哈大笑，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問別人了，他們根本不會答。這十年，他們都已經不讀書了，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你還算個讀書的，所以你能答上來。」我的考試分數在我那個地區還是不錯，最後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問：在井下的時候想過自己將來要干點什麼嗎？

答：開始是很茫然，惟一支撐的就是看書。後來，從七十年代開始現有文藝作品表了，也有一些文藝刊物復刊了。我就想，先寫寫東西，以後能從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強。但這也很渺茫。因為一方面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另一方面，當時的文化**主義很厲害，真做文化工作，又覺得有相當的危險。不過，當時還是想，要是能有機會調我當個編輯也挺好啊。

問：您覺得十年的礦工生活和四年的大學生活，您各自收穫最大的是什麼？

答：礦工的經歷主要有這樣幾個收穫：

第一，你知道中國還有人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辛苦的做事，你不能不對中國普通老百姓充滿了感，不能不時時關注中國國。

第二，能吃苦，對苦難有達觀的態度，對挫折能坦然面對。當時在井下幹活的時候，我每天都是早上四點半起床，匆忙吃點東西就出。到井口要穿過一個山谷，冬天寒風凜冽，前一天下班脫下的衣服，因為又是水又是汗，已經凍成鐵板了。我要把它掰開，把身上的棉襖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凍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幹活兒，八小時后再從井下出來。每天從上班準備到從井下出來的時間得十幾個小時。那個時候還經常搞會戰、獻禮，天天頂着炮煙沖，得貓著腰，幾乎是爬著進去，才能不被嗆著。

因此我腰被撞折之後第一次醒來，一般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我一定非常痛苦，其實我第一個念頭卻是感到非常慶幸——第一我沒被撞死，第二看來我是不用再干那麼苦的活了，第三則更重要，因為我當時正倒霉，政治上挨整，受了傷，也算是可以躲過運動的風頭。能扛過這一切，還有什麼苦能嚇倒你？

有關在大學的收穫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寫我上大學的感受。

我覺得七七、七八級不僅只意味着一群年輕人的命運轉變，而且是一個民族命運的轉變。我們是如此真切地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國家的命運連接在了一起。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正在興起，北大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比較前沿的地方。我們當時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爭論的是「凡是派」還是「實踐派」之類。當然，對於每一個人，也都會有獨特的感受。比如我，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真正理解了人應該怎樣堅持獨立精神的操守。北大是一個鼓勵人們獨立思考的地方，鼓勵各種不同的思考，鼓勵你對別人的思考抱以尊重和吸收的態度。1978年以後的北大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地方，這就使我們得到了基本的人生態度和學術態度的訓練。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我到北大以後，1978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把我請到上海，改我一個電影劇本，準備向建國三十周年獻禮。那個片子的調子當然還有「文化**」時代的影子，是那種比較淺顯的，沒有什麼獨特思考和個性的電影。就在改的過程中，上海《文匯報》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我看了以後，第二天就跟上海電影製片廠的領導說：「我走了，我回北京了，我不改了。」他很奇怪：「為什麼不改了，都定為獻禮片了。」我說我感到一個新的文藝時代要開始了，那樣的文章我不願意寫了，我要寫新的文學，能說出我心裏話的、表達自己獨立見解的、能夠說出真話的文學。當時很多人還覺得很可惜。我說算了，不拍了。從上海回到北京，我繼續念書，寫我的《蓋棺》、《流水彎彎》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