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北國草 第八章（六）（8）

「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把我和我的妻子衝到了山西。從這個時候起，我們開始在一個屋頂下生活了，我們的枕邊，總放着一本方誌敏烈士寫的書——《可愛的中國》，這可以說是我們的精神寄託，也可以說是激勵自己奮進的精神武器。我的小說《傘》中寫的那些景基本是我們在「那個年代」的影子。除了這本書之外，我走到哪個「驛站」帶到哪個「驛站」的文學書籍有：孫犁的《荷花澱》，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果戈里的《塔拉斯·布爾巴》和別林斯基全集。這些書是我年輕時代就喜歡讀的。但從生活給我們帶上沉重的枷鎖之後，我的文學興趣，似乎隨着生活軌道的改變，而有所改變，於是在我身邊多了傑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和雨果的《悲慘世界》，我喜歡它們筆下的嚴峻和深沉，尤其喜歡雨果筆下排山倒海般的悲壯力量。如果說，在打倒「四人幫」之後，我陸續表的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泥濘》、《遺落在沙灘的腳印》、《遠去的白帆》等，明顯地表現出風格的突變，這先是苦難生活的功勞，其次是雨果作品給我的影響。我讀《悲慘世界》中描寫冉阿讓和芳汀的某些章節時，常常熱淚奪眶而出，繼而拍案而起。

在這麼多年的艱難生活中，我還常常把使人振作、堅強的哲理名，牢記在我的心頭。

俄國大批評家說：「苦難是所最好的大學」，我記下了；巴爾扎克說：「苦難是個老師」，我也記下了；英國作家薩克雷在《名利場》一書中，曾借人物之口寫出人對逆境的處世哲理，他說：「生活好比一面鏡子，你對它哭，它也對你哭，你對它笑，它也對你笑。」我用這些話，激勵自己堅強，而不能頹廢，更不能自甘墮落。

也許正是由於這麼多推動我前進的動力之故吧，在社會的最底層——勞改隊，我還常常爆朦朦朧朧的創作衝動。雖然這純屬於「黃連樹下彈琴——苦中作樂」，但也是精神上的安慰之一。一九六三年，我已經是因表現好而提前撤銷勞教處分，摘了「右派」帽子的公民了。但當我把一篇名叫《彩鳳打擂》的小說寄給《中國婦女》時，最初編輯部告訴我，小說寫得非常精彩，已決定表；但過不久，編輯部用墨筆給我寫來一封長信，字裏行間充滿對我的同，但委婉地告訴我，由於種種原因，又停排了。這個教訓告訴我，我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公民，還是被專政的「公民」。從此之後，頭腦里雖常有創作火花的閃現，我都把它「庫存」「冷凍」起來了——再沒動筆。直到一九七五年，「反右傾翻案風」甚囂塵上時，我作為一個極左路線的受害者，實在感到悶得喘不過氣來時，我在黃河之濱的一個勞改農場，用七個晚上的時間，寫了帶有自傳小說意味的《遠去的白帆》（見《收穫》八二年第一期）。直接引起我創作衝動的是，我在那兒遇到了一個很好的勞改隊指導員，從而聯想起一個「左」得出奇的人物——羅鍋隊長。事生在你信中問起的「西荒地」，有一天，勞改隊進行搜書，我打開箱子把我過去出版的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高爾基寫的《母親》，一塊拿給他。他沒收了我寫的小說，並不使我意外，但是他拿走《母親》我則不能心服。

我說：「這是高爾基寫的。」

他說：「誰管他叫高爾基低爾基的，沒收。」

我說：「列寧都稱讚過這本書。」

他說：「外國書沒有好的，都不能看。」

我說：「《**宣》也是外國人寫的。」

他朝我喊道：「你這個『右派』太囂張了。」

權力戰勝了真理，愚蠢吞沒了知識。我對這場「戲」記憶猶新，在我想起這個人物，以及他的一連串列為時，我拿起了筆。剛才這段妙趣橫生的對話，原封不動地寫進我的作品。

僅舉這一個例子就能說明，二十年的底層生活，使我積累了許多作家根本無法涉獵的生活。從一九五七年之後，「牛不喝水強按頭」，一下使我沉到「海底」，在「海底」撈的是珍珠、珊瑚，比漂在「海」面上撈海帶，或站在海灘上撿貝殼，當然收益是大多了，但是交出去的學費也是昂貴的——我付出去二十年的青春年華。孫犁同志在我剛剛返迴文壇時，在信中鼓勵我說：「這麼多年，你有得有失，從文學工作這個角度上講，你得比失多。」老師的話很對，我可以說自己是個佔有生活的富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