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北國草 第八章（六）（7）

我畢業后，本來是被學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的，但當時苦於小學教師質量不高，和許多計劃送師院的同學一起留下當小學教師。***當時的一代青年心中是無「我」的，個人理想和祖國前途幾乎是一個字眼，我主動要求離開市區，到遠郊區去任教。在頤和園后的小鎮——青龍橋，我當上了四年級學生的班主任。這些日子，我表了小說《遠離》、《蘆花開放的時候》等五六篇小說。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還不滿半年，就被《北京日報》調走，先任文藝部編輯，後任農村部記者。記者的生活開闊了自己的生活視野，因而帶來了創作上的豐收，我在兩三年內先後出版了散文集《七月雨》和短篇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長篇小說《南河春曉》。經康濯同志介紹推薦，同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這一年開始了不拿工資的專業的文學創作生涯。

通過這些極其簡略的介紹，你不難看出，我雖然出身於破落地主家庭，但因個人的不幸遭遇，在感上和新中國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時也不難看出我所以能成為一個作家，並非我是什麼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鍛造了我的堅韌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國的賜予。我在剛解放不久，就參加了共青團，願意為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去忘我奮鬥。當我二十四歲，正準備寫北京青年墾荒隊開墾祖國邊陲的長篇小說時（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兩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墾荒隊生活），一場人所共知的歷史風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愛人——出身於革命家庭，十七歲就參加了上海地下黨的妻子，一起被卷進了風暴的漩渦。一下，就是二十一個年頭。

二十一年後，當真理糾正了謬誤，黨召回他懷抱中的蒙冤兒女時，我已是黑中出現了銀絲的中年人了。這二十年中，我和她在漫漫長途中跋涉，走過了許多人難以思議的痛苦歷程。這幾年，我的筆下所以如地下原油噴涌而出，應當說是生活的恩賜。我在勞改部門的「大牆」內外，先後干過鐵礦、煤礦的掘進工，化工廠的漂粉工，車間的車工和銑工，當過磚窯的出窯工，制坯工，趕過馬車，種過稻田，管理過園藝。像《大牆下的紅玉蘭》中的勞動場面，與其說是描寫別人，不如說是自我照相。極其嚴峻的生活考驗，信念考驗，交織而來，來自精神和**的超負荷重壓，幾乎使我們承受不住。特別是我們夫妻雙雙進勞改隊時，家裏只剩下老母親和剛剛落生的小兒子，這是我肩上最沉重的包袱。這裏，我要向你寫上兩筆我的母親，她年輕時喪夫，在苦難中把我撫養大了。一九五七年後就又擔起撫養剛剛一歲的孫子的任務。在社會對「右派」輿論的刺激和壓力之下，她所經過的磨難，實際上比我的還要沉重，但是這個目不識丁的普通婦女，在二十年的艱辛處境中，不知哪兒來的那麼大力量，不但把孫子撫養大了，而且使孩子在動亂的十年沒有沉淪，一九七九年在我們沒有落實政策、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況下，叫孩子考上了全國只取五個插班學生的中央美術學院。

聽起來，這似乎像個童話，但確是事實。她從不向我們述說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以減少我們的精神負擔。應當說，我能堅強地生活下來，除了對真理的堅信之外，也從母親身上汲取了堅強的力量。在繁重的勞動之餘，我開始了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的寫作（寫北京青年開拓荒地的），沒有對黨的堅信，怎麼能在那樣的困境中，動手來寫小說呢？小說寫了二十七萬字左右時，因我調離了京郊的勞改場地，把小說初稿存在家裏，「文化大革命」中它和我的許多書籍，都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燼。

我的確是很心疼它的，但是我認識到「十年浩劫」不是一個人的災難，而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個人所蒙受的損失，與國家相比簡直不如一根鴻毛。你信中提到，「讀你的小說時，雖然充滿了嚴峻的歷史真實感，但不感到消沉，作品有一種向上的力量」，我想，追根溯源，還是因為苦難並沒有能熄滅我對新中國的愛戀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