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譯後記(1)

奧克塔夫難道就是作者弗雷德里克·貝格伯德本人？這本書是不是他的自傳？讀者的這些提問並非毫無來由。在現實生活中，貝格伯德的確是個廣告人。而此書的出版又恰恰結束了他的廣告人的職業生涯。

就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貝格伯德仍坐在赫赫有名的揚雅集團（Young&Rubicam）法國分公司的辦公室里。像奧克塔夫一樣，他也是創意人員。十年來，他發明了不知多少廣告標語。他承認，最初，看到法國甚至歐洲各地都懸掛着他發明的廣告詞時，的確感到非常得意。而這廣告美夢迅速變成了纏人惡夢。每次面對那些「我付錢，所以我正確」的人物時，他感到憤怒，感到恥辱。十年的累積終於成就了這本書。他太熟悉廣告界，太熟悉廣告公司內部的運作，詳盡的描繪進而極具說服力。奧克塔夫的身上確實有作者的身影，只是奧克塔夫比現實生活中的作者更富有、更頹廢、更自大、更有才、更有膽，中毒也更深。作者保證書中有四分之三的內容是真事，那些愈奇怪的部分往往愈真實。恐怕正是由於這大膽、真實的描寫讓他的揚雅集團老闆以重大錯誤為理由炒了他的魷魚。這似乎正中了作者的意願，因為他在書的一開始就寫道：「我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被炒魷魚。」只是，炒魷魚並沒有伴隨著作者所希望的巨額賠償金。為此，貝格伯德打了官司，結果當然像眾多束手無策的消費者一樣，敗給了他那強大的對手。作者以其遭遇，又一次給這個社會提供了一個例證。幸好強大的對手並未能阻止此書的出版，在作者被炒魷魚后一個多月，《99法郎》上了法國書店的書架，並迅速成為暢銷書，隨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並將改編成電影……

貝格伯德現在是文學批評家，在電台、電視頻頻曝光，人們付他錢讓他讀小說，可謂是快樂人生。

談起他的身世，不得不承認他是個幸運兒。他於1965年9月21日出生在巴黎西部的富裕郊區諾依。父親在獵頭公司就事，母親搞文學翻譯。在巴黎兩所著名的中學畢業后，他隨後進了法國政治學院（InstitutD'EtudesPolitiquesDeParis,ScPo）和信息傳播高等學院（CELSA）。24歲時，他手拿一份市場廣告的碩士后（DESS）文憑，開始了他多棲的職業生涯。身為廣告人，他在世界頂級的揚雅集團做廣告創意；身為記者，他為法國時尚雜誌諸如《巴黎競賽》提供社交新聞；身為主持人，他不僅在電台獻聲，還在法國ParisPremière（巴黎第一）電視台主持文學節目；身為文學批評家，他更在《費加羅》報的文學版指手畫腳。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頻頻的創刊發起人。自從1992年，他就發起了數份期刊，並任其主編。而在其大學時代就發起的《大糞俱樂部》一直堅持了十年，在當時可謂「臭」名昭著。1994年，他延用巴黎著名的聖日耳曼區的文學咖啡的名字「花神」發起一項新的文學獎「花神獎」。

在這些讓人眼花繚亂的身份中，貝格伯德最呵護的恐怕是其作家身份。他是位勤奮的作家，在相繼出版了小說《失衡之年輕男子的回憶》（Mémoired'unjeunehommedérangé）、《昏迷假期》（Vancancesdanslecoma）、《愛情持續三年》（L'amourduretroisans）、《興奮葯小說》（Nouvellessousecstasy）之後，2000年《99法郎》一書的暢銷大大增加了他的名聲；2001年還出版了散文隨筆《結算前最後清點》（Dernierinventaireavantliquidation）；等到2003年，《世界之窗》還未出版，就被大家看好法國最具權威的龔古爾文學獎。小說講述了「9·11」襲擊事件發生的當天，一個父親和他的兩個兒子恰巧在紐約世貿中心107層的一個飯店裏吃早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父與子之間演繹出的真情故事。小說最終獲得聯合文學獎。貝格伯德在頒獎儀式上說：「我相信故事的虛擬能夠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理解當前的世界。」

寫作對貝格伯德來說，不僅是發泄，反省，抨擊，安慰，同時也是失去。他這樣總結道：「我出生在諾依一個優裕的環境裏。也許當人們出生時就什麼都有的話，寫作就是為了失去。我的每本書，都讓我失去了一些東西。《昏迷假期》讓我失去了十年的夜生活；《愛情持續三年》是我的前夫人；《99法郎》則是我十年的廣告人生涯。我傾向的文學應該是一片燒焦的土地，因為，大火之後，只剩下燙手的廢墟。這就像一種精神脫衣舞。你看，我就是一個跳文學脫衣舞的猛男。」

敗?

辛辣尖銳是他的風格，不妥協是他的精神，幽默是他的武器。他利用在媒體的曝光時機，對來自廣告屆的攻擊反唇相譏，對社會上尤其是文學界中的偽君子橫加嘲諷，對被大家唾棄的倒地英雄則見義勇為。

《99法郎》以售價為書名，可謂真是個天才的創意，更加顯示出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其終極真理莫非就是金錢。此書的作者更聲稱他是「歐洲最物美價廉的妓女」。

貝格伯德另一個要肩負的重任就是捍衛文學的純潔性，防止她受到無處不在的廣告的腐蝕和侵害。正因為他曾經是個高明的廣告人，他知道廣告的高度危險性；也正因為他曾經是廣告人，他知道廣告的利害性。他要用廣告來捍衛文學這塊還未被廣告污染的陣地。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也是他的策略。在法國政府剛剛解除出版物做電視廣告的禁令后，貝格伯德極力提倡在電視上大量做書籍廣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增加書籍的銷售，出版人才可以收回投資，不用被迫以在書中夾廣告的形式來保本。報刊都已如此，不能保證未來書籍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更何況，如今的時代已經趨向為讀圖時代，讀文字書的人愈來愈少。可嘆的是，貝格伯德此次似乎又是少數派，面對的仍是那個強大的對手，似乎又無法逃脫失敗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