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駿：魯迅為何不狀告郭沫若？

稍為熟悉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魯迅和郭沫若的一樁公案。時在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新銳分子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竟然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聯合宣言」都發出了，怎麼會突然遭到「盟友」的攻擊呢?稍事鎮定之後，魯迅看出了「盟友」陣營的微妙變化，便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回答。殊不知這些回答卻更加激怒了創造社諸君子，他們把魯迅比之為中國的Don-Quixote(堂·吉訶德)，把魯迅的回答稱之為中國的「Don-Quixote的亂舞」。為了聲援這些年輕的朋友，創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掛上陣，他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創造月刊》二卷1期)，稱魯迅為「封建餘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無疑問，這二頂帽子對魯迅完全不合適，而且，套用一個法律術語，杜荃嚴重侵害了魯迅的名譽權、榮譽權。

照理說，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魯迅完全可以將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魯迅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寫文章進行答辯、反駁。這些文章，後來大都收在《三閑集》中。可以想見，如果魯迅一怒之下採用法律手段，將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贏了官司，魯迅也就不成其為魯迅了。

當然，魯迅在答辯反駁之中，也並非沒有防衛過當之處。比如在《上海文藝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講演中，他不僅稱創造社為「新才子派」，而且稱他們為「新才子+流氓」，說他們「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派的理論來作武器」。顯然，這些說法也厚誣了創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將魯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樣沒有這樣做，他也只不過在《創造十年·發端》等文中加以反駁、辯白而已。

魯、郭二人的這場歷史公案，頗值得人們仔細思索和玩味。歷史的煙雲已經消散，人們不會再對當事人的是非對錯太感興趣。人們不能不想到的是：他們為什麼都不運用法律武器?可以說因為當時執政的是國民政府，而魯、郭二人都對這個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但依據常識，一般的民事訴訟和政府並不發生直接關係。而且，即使在北洋軍閥政府時代，魯迅不也狀告過章士釗無理撤銷他的「區區僉事」嗎?創造社不也曾狀告某著名出版社侵權嗎？惟此，魯迅完全可以狀告郭沫若；郭沫若也完全可以狀告魯迅。所以，告與不告，與政府無關。那麼，不告的理由何在呢?恐怕還只能從魯、郭二人本身找原因。一個最明顯也最簡單不過的原因是，對於別人的批評與攻擊，他們的自衛手段只能是反批評、反攻擊，即只能是「紙上談兵」。否則，丟掉正常的反批評、反攻擊，請律師，打官司，將對方告上法庭，這隻能表明自己無能反駁，是一個無能為力的「乏」文人。即使官司打贏了，也只能丟臉、跌份、貽笑大方。試想，以魯、郭那樣的才華、氣質和文壇地位，他們怎肯出此下策、走此末路呢?幸虧如此，人們才讀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駁詰的天下妙文，讓你禁不住拍案叫絕，迴腸盪氣。試問，又有誰願意舍這些天下妙文而去讀那些枯燥乏味的訴狀和訟詞呢?

以此觀之，不知而今那些因文藝批評而起的訴訟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

（《中華讀書報》2003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