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飛：余秋雨的「苦旅」遠沒到頭

余秋雨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在別的文化人那裏會什麼事都沒有，在他這兒，總能弄出軒然大波來。譬如「文革」乾的那點事，實在小兒科得很，周揚能道歉，巴金能認錯，你余秋雨何必非要擺出十分無辜的面孔?有人挑刺，至少說明人家對你的東西在乎。讓人挑就是了，何必非要剝奪別人「咬文嚼字」的權利?一個當過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人，辭掉了院長的官，卻把整個天下錯當成了劇院，結果，老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這回，余秋雨宣佈將要封筆了，而且還要退出文化圈，不再參與文化活動了(7月22日《新京報》)……弄得我寫這篇東西猶豫得很，因為無論我怎麼說，余秋雨都無法再作答辯了，否則，怎麼能叫封筆?那麼，我就得下筆謹慎，不能有失厚道。

其實，即使余秋雨從今往後真的不再從事文化事業了，余秋雨的名字也將永遠留在中國的文化史上。他以《文化苦旅》為標誌的新體散文或叫「文化散文」，作為具有原創價值的散文樣式，絕對是對中國現代散文樣式的重大貢獻。文壇說好說壞，並不影響余秋雨的著作屢屢登上暢銷書的榜首。讀者用腰包里的錢來投票，那是最貨真價實的民意。從心底里說，我對余秋雨的散文，有着深深的敬意。

若真要歸隱名山，作一個「揮手作別西天雲彩」的瀟灑樣，是最好的了。但積習難改的余秋雨，謝幕時留下的幾句話，實在的不中聽。

先是介紹他剛完成的《借我一生》。單聽書名，就是自傳性的。可天下寫自傳的人多了，犯不着由自己來說自己的自傳「全部可信」。而且，證明「全部可信」的理由也很勉強：「自己所寫的是父親、母親、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長輩面前講假話。另外，書中提到的很多人還活着，包括一些同學和朋友。而且書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難道不是在長輩面前就能講假話?如果寫的人死了，就可以不說真話?記憶並不是很靠得住的，再好的自傳也不能保證沒有一點記憶上的失誤。只要能如盧梭所言：我難免會把自以為真的東西當真的說了，決不會把明知是假的東西說成是真的。這樣一來，人們在讀《借我一生》時，反倒特別留意，甚至可以斷言，會有人專來「尋」假的。

自信，是優點；過於自信，就不免成了缺點。余秋雨沒忘最後修正一番自己的「文革」形象，這次是拉出「工宣隊」來作參照系。說在「文革」中，與工人、軍隊相比，中學生只「有過幾天莫名其妙的行為」，可不知道為什麼這「莫名其妙」幾個字就能「澄清一些誤解」?人們計較余秋雨的主要是他在「石一歌」寫作班子裏的表現，為什麼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能真誠地認個錯呢?

終於要走的理由，余秋雨說了兩點，一是對文化圈的不滿，這是肯定的。近年來，文化圈對余秋雨總是貶多褒少，惹得余秋雨動則得咎，自然是不滿的；二是說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有大功告成的意味。其實，文化是個沒有終點的「苦旅」，余秋雨這等大儒，有干不完的事。我本想大喊一聲「老九不能走」，但轉念一想，「老九」能到哪裏去呢?文化人除非不活動，一活動不就是文化活動?余秋雨退不出文化圈，這回弄的，不過是一場「退場秀」，甚至弄不好只是推銷《借我一生》的廣告劇。

余秋雨，別讓我不幸而言中。

（《中華讀書報》2004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