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現代的展望(5)

問：你為什麼一定要用蔣介石代表新中國的高層機構，並且引用到大陸方面去?

答：因為事實如此，自黃埔建軍、北伐抗戰，包括上次說及的中原大戰，他一步一步地將中國統一，得到外國的承認與協助。

西安事變時周恩來也在支持他，認為他是唯一的領導人物。抗戰期間以及內戰期間，中共尚且不搞自己的高層機構，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整個城市文化全部不要。

所以我說創造新中國的高層機構不能擯斥蔣介石。即使你對他個人不滿，也不能否定他所代表的群眾運動。

1987年北京出了一本《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內中提到抗戰時中國共死傷2100萬人，其中中共的軍隊死傷60萬，他們控制的地區又死傷人民600萬。

不管這數字確實可靠與否，則國民黨軍隊及其控制的地區死傷軍民逾1400萬了。

我所說的高層機構不能擯斥這大規模犧牲之領導力量，我無法在寫中國近代史時拋棄這一部分。

問：你的大歷史觀以五百年為單位，那麼台灣四百年的歷史就不用提及了?

答：沒有提及並不是否認它的存在。我是湖南人，我寫大歷史時也沒有提及湖南的地方史。

問：那湖南怎麼能和台灣比?答：如果要強調內部的差異，湖南也有它的特色。

即如最近湖南的勞工，周期地輾轉到廣東去做工，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也有差異，也被歧視。

不過我們共通的地方多過於不同的地方，即如燒冥錢，台灣的風俗也和大陸內地的風俗一樣。

我的目的是着重相同之處，檢討共通的歷史。例如對日抗戰就是我們共通的歷史，我有一個同事非常堅持於台灣獨立運動，但是他告訴我，抗戰勝利之後，他首先到碼頭上去迎接國民黨軍隊。

直到"二?二八"事變之後，他才徹底改變態度。我想他的態度也代表很多台灣朋友的態度。

這是對一種政治變故的反應，不能算是對歷史的反應。至於"二?二八"事變我已說過，從大陸來的軍民200萬，代表政府軍隊和教育機關，全屬一個社會高層機構，突然移植於一個生疏的地方，時間又短，彼此都缺乏認識，甚難不生衝突。

即是當日接收人員到大陸沿海各城市的情形亦復如此，可是我們不能用這類事情去遮蔽中國長期革命的積極性格。

並且說得不好聽，不要忘記我在國民黨軍隊當下級軍官的情形，即半似乞丐，半似土匪。

問：那你一定要把歷史的500年講成一個單元?稍短一點如何?是否50年也可以?

答：那當然可以。我把這幾百年的歷史勾畫着一個大輪廓，主要的在使讀者看清自1920年間到1990年間只70年內，中國人集體地把國家與社會向前推進了300年，這是一種偉大的事迹。

這大歷史有如宏觀經濟(macroeconomics)。宏觀經濟不能統計失業就業的人數，不能分析物價，不能講解物價指數。

較詳細的分析仍待微觀的工作。不僅50年，即5年、10年及更短時間的研究、更局部的檢討當然都不可少。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記後面一個大前提，不要忽略我們所處的一個非常時代罷了。

問：是否所有的國家都要經過一段空前的動亂才能完成你所說社會之改造?

答：也有少數的例外。如瑞典原來是一個窮國家，曾向外大批移民，又遇到科技的進步，北部的木材與鐵砂，過去不能採用，突然可以開採，就乘着工資上升、資源到手的機會改組。

挪威也有類似之情景，本世紀初期水電展開，這個國家獨得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挪威人向交戰國兩方做生意。

他們本來人口就少，又大量向美國移民，這些條件促成其改革。不過你若檢討其上層機構、下層機構及當中法制性的聯繫，則可以看出，雖然沒有經過大規模的變亂，這些因素都已改變。

至今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都是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s)執政的國家，此非經過一段社會體制的改革，絕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