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別寫作（8）

III

那些讀到這篇文章的人當中，有希望讀到關於《紐約書評》的花邊新聞的人，肯定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考慮把這些新聞公諸於世。當然，很多人迫於《紐約書評》的威力，都被朋友和編輯勸阻了。但是，我喜歡這麼認為，其他人，像我一樣，只是覺得這個問題太複雜了，無法對之說三道四。就像文學上成功的動力會蔑視過分單純的結論一樣，為一個像鮑伯這樣出類拔萃、發奮努力的老闆工作，這經歷也一樣，太複雜了，簡單的話語是無法說清楚的。即使在那聲讓神經幾乎崩潰、動搖人們信心的「尼爾在哪？」響徹各辦公室的時候，我也明白，我是在為一個一輩子都遵從自由主義、從內心深處被一種根基深厚的正直理念所驅動的人工作。我見證了辦公室里大量慷慨大方的行為，也見證了很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小氣吝嗇的例子。把這兩方面的例子分類列出來會是一種誤傳。有一天，我看到鮑伯無意間聽到了塔什曼的關於成吉思汗的笑話，我清楚地記得，他嘴角露出一絲沒什麼典型特徵的微笑，而後走開了。後來，他幫塔什曼爭取到一個到倫敦的《葛蘭塔》工作的機會，辦好了工作簽證和其他手續，這樣，他就可以和他心愛的女人住在一起了。這可是代價高昂的大#小說善舉。評價任何人，很可能都沒有那麼簡單。當然對鮑伯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能為他的作者們做的，沒有。每一篇文章都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而在每篇文章中，每個逗號都是一個道德承諾。一篇文章被編輯了五次、七次、九次都是很正常的，每次拿到我們這來打的時候，那一頁半十七英寸長十一英寸寬的底稿上都佈滿了鮑伯蜘蛛網似的批改。底稿被寄還給作者時，經常是每個句子都已經被編輯過了，而每個句子也經常被改動過了。碰到特別糟糕的文章，我們就被指派去讀被評論的書，研究經常是晦澀難懂的主題，然後把文章全部改寫過，再把它們送給鮑伯，之後，再送給那些通常是在各自的領域都是世界級專家的作者那去。犯了個錯，在道德上就是駭人聽聞的事件，可能就會從辦公室盡頭被叫過去。

尼爾在哪？即使在我青春期時折磨我父母親的那些年月里，即使在我自己也被我處於青春期的孩子們折磨的現在，我從來沒有被這麼責備過——從來沒有。現在，我已經成了一個學院的院長，我喜歡過的工作沒有一個能讓我像喜歡為鮑伯工作的程度那樣。我清楚地記得，一天早晨，我坐在他的辦公室里，在編輯後來成為西奧多?德雷珀關於伊朗軍售案的扛鼎之作的那組文章。從窗口望出去，第八大道神奇地一直延伸到市區。我突然意識到，我是全身心地、完全徹底地感到很幸福，而這種感覺，我一輩子也沒有過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