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維爾希爾的國民保障銀行，外公還是個年輕的聖莫尼卡警官時曾在那兒開過一個戶頭，現在叫作加利福利亞實瑪魯銀行。從6O年代以來，它一定已幾經改頭換面了，但是所存這些改變，從裏到外，都並沒有給那個米色磚頭搭起的盒子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可以想像，這個保管庫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這裏時是完全一樣的。即使在改建時你也不能把保管庫移去。我敢打賭，過去三十年來的每一天裏，時間總是「咔嗒」一聲閘在早上八點四十五分。保管員轉着輪盤，一邊嘰咕，用兩隻手把門拉開，門半開着，人們都會對那扇六時厚沉重鐵門感到驚奇。它現在仍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構方式一樣讓人難忘；你知道那種方式的，厚重的花崗石條無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裏面，一切都從來不會有所改變。
一個背着馬尾辮，戴着長長的水晶耳環，沉靜憂鬱的黑人婦女察看了我的簽名后才打開一扇內門。顯得笨拙的門口鑲嵌著黃銅和鉻合金的方格圖案，我們從中穿過走進一個小房間，裏面排着裝著合頁、擦得鋥亮的櫃門。我把鑰匙交給她。一隻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踩在一張踏凳上，一隻手伸上去打開了638號保險盒。在她身後是一個指示牌，上面寫着「緊急通風設備」和一行說明。她從踏凳上跨下來，拿着一個長方形盒子，把我領到一間更小的密室里，裏面有張桌子，門我可以關住。然後她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這死寂的空氣里。
我因為一種恐懼和沉痛的感覺而幾乎獃滯了，費了很大的勁才迫使自己把那個狹長的金屬蓋子掀開。
我希望除了一張遺囑，再不要有什麼躺在這冰涼的空盒子裏，但實際上，裏面卻塞滿了各類家庭資料，就像是一個人隨意從餐具櫃里往外拖曳出來的東西一樣。
這堆東西的最上層，是一張泛黃的剪報，1962年9月12日的《聖莫尼卡晚報》，大字標題寫着「『最自私的賊』懺悔了」。文章講了一個癱瘓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帶到「逃避者」體育場去看一場「激動人心的比賽，」他把他的輪椅放在了體育場頂端的通道上，後來輪椅就失蹤了。在經過廣泛的宣傳之後，沒過幾天，它就出現在聖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還附帶了如下的說明：
我是偷了你的輪椅的那群自私的賊中最自私的一個，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在此作一個說明，是的，我們這樣做原來是想開個玩笑，但是我確實以為這張椅子是沃爾特·奧曼尼的，放在那兒防止緊急情況出現。我現在意識到我們的做法除了滿足我們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麼意義都沒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話，在你的內心能最終原諒我。我想我會從這次損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訓。我真的不是那種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會原諒我這次的胡鬧。對不起。
在文章的旁邊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隻手搭在那架失而復得的輪椅上。剃了平頭、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輕，朝與蓬勃。你能看得見別在皮帶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輪廓，解說詞寫道：
「殘疾人的輪椅」，主人在觀看上周「逃避者」對「巨靈神」的比賽時被盜，聖莫尼卡巡警伊文內特·摩爾根·格營發現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輪椅。
那是一個民風多麼純樸動人的年代啊！這時，聖莫尼卡還只是一個未被開發的熟睡中的海濱小鎮，小偷們尚有仟海意識，很多人會認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現在當地的報紙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銀行的保險箱裏。
在我外祖父的輝煌時刻下面，我發現幾枚銀元，上面已有了錫斑，顯得很破舊，還有被擁成一卷的印有甘迺迪頭像的五十美分紙幣，卻是新嶄嶄的。裏面還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債券，每張面值是100美元，是給我留下的。一張棕黃色的照片，白色的毛邊，是我母親小時候的，被她的父母親摟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後遺囑和證明書，指名我作為他的財產受益人，連同他的出生證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證明和社會保障卡，保險單，1955年的；一個小筆記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歷」，裏面只有一個我童年時的免疫記錄，是我母親親手寫的；一個便箋簿上記載的是1967年家庭開銷的分類賬，另外，在一個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結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針。散落在盒子裏的還有一枚鑲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飾和一串在母親十六歲生日時給她的珍珠細鏈。
我一件件地觸摸這些東西，好一陣子母親似乎又來到了我的身邊，她親手縫製的棉布圍裙，有幾次得到允許可以把我的頭靠在上面，濺滿了黃油和油脂的污漬，母親戴着它為我們做過幾百餐飯，洗過上千次衣——它好像還在散發着那令人寬慰的氣息。我突然記起，她的尼龍長襪，曾聞起來有股丹寧和秋天樹葉的香氣，晾在鑲有橙紅色和黑色瓷磚的浴室的毛巾架上。在前卧室她的梳妝台上，她總是把她的戒指耳環放在一個玻璃煙灰缸里。我的上帝，她用「查耐爾五號」傢具擦光劑，撒滿了綠胡椒的夾肉麵包。她穿着羊毛裙，上身是胸前墜著小圓紐扣的白色半透明的罩衫，打着拘謹的褶邊，當她為布拉迪大夫作接待員時穿的就是這身衣服，但是在它的下邊，你看見的卻是包裹嚴謹的背帶襯衣。那些都是短袖罩衫，暴露了她的上臂白皙、肉感的內側。這些，在這間閉塞的密室里，逐一地出現在我的記憶里，帶着愚蠢的衝動。
她每周要工作到周六的中午，經常她和我會乘坐「大西洋幹道快車」，沿途經過在童年人看來還充滿了神秘色彩的站台，從長灘殯儀館穿街過巷到一棟一層樓的牙科樓，然後我便會在一間窄小的后屋——廚房兼實驗室里呆上三個小時，一面等着她在一台IBM上敲打，應答電話，一面讀超人連環畫，還可以翻出藏在辦公室文件堆里的圖畫書們《兒童的樂園——「益智遊戲」）。母親冷藏了許多小聽裝的「穆特」蘋果汁，但我愛吃我的美國乳酪三明治和用麥稈吮吸雪泥，沒事兒就翻看那些染滿灰塵的教科書上的畸形牙床的特寫照片。這地方到處飄着乙醇的味道。
這邊結束之後，我們便回到公共汽車上，接着坐往商業區，她先要到電氣公司辦公室付清舊賬，然後是到「布封和希爾斯」進行一長串冗長乏味的採購：配鑰匙，買浴簾和鋁鍋，幾乎每一個小買賣母親都要詢問我的意見，因為她自己從來就是心不在焉。最糟糕的是在「勒內」，當她在那兒閒蕩和痛苦掙扎的時候，我卻在衣服掛架底下度過了最惱人的幾個小時。
如果我們能在「伍爾維什」或者「科內斯」結束那就是我的幸運了。在這兒我想得起來的就是那張扁平的木桌子了，上面擺滿了吸引我的便宜的海灘紀念品，像塑料皮夾子，上面貼著棕櫚樹的彩色畫片；還有海貝殼製作的立像，但是，最讓我渴望得到的——而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是那枚「聖·克里斯托弗」紀念章，但它被人們保存在一個上了鎖的玻璃匣子裏，因為在南加利福尼亞，每個小孩都想得到這樣一枚紀念章。
我突然有了那種感覺。就像是坐在伍爾維什的午餐櫃枱旁，我一勺勺地舀著蘇打雪糕，母親在旁邊要的是肉桂壽司和咖啡，彼此分享著一種罪惡的快樂，因為現在離晚餐的時間只有一個小時了。我的母親極少縱容我和她自己，也許是因為這種方式將意味着偷竊外公的東西。但是在那些星期六的下午的確提供了一次放縱的機會——我單獨和她在一起，遠離了我的外祖父，對於這點，我現在才意識到，原來是我們那時覺得如此沉悶，驚恐然而快樂的隱密的原因。
因為在公共汽車路線的另一個終點，拎着沉重的購物袋，要經過一座石油鑽塔，它位於住區中央，用蕃籬隔開，油泵一天到晚都在響，然後我們就照例回到了松樹街那幢獨眼紅磚屋。當然我是以一個小孩的眼光來看待它的，因為一株批把樹掩藏了兩個前窗其中的一個，而另一個窗戶看起來就像是透過百葉窗，帶着怨恨往外瞪視的人的一隻眼睛。
外公買房子的時候它還是新的，是這條街唯—一棟磚房。四處緊閉，關起門來完全就像一座地堡，連一塊綠草坪也刈除光了，以保持一致性，除了一根柱子上掛着的黑色郵箱，再沒有任何多餘的裝飾。六十年代的新鮮事物之一就是有明亮的黃色裝飾的全電氣的廚房，時間觀念也滲透到了餐桌灶頭，當然那特別涉及到外公的時間：「問問你外公他晚餐想吃什麼……」「外公準備好了我們就開飯……」在那本便箋簿里的家庭分類賬上我發現，我們佔用了我外祖父簡樸的家中的兩個房間，為此我母親每個月要支付54．67美元的房租。
現在我想念她。我想要那雙佈滿雀斑的手臂抱抱我，我想要我們之間的融合，它不僅被她的死，也被我幼年時期神秘的觀感所打破；我想要它重新修復。但是怎麼能夠？她沒有走近我，相反，我感到她留下的印象又一次晦暗下去，總是被外公所遮蔽。
在她的陰影下的生活怎麼能跟到位於百老匯那幢醒目的藍色玻璃大廈里的警察總部作一次駭人的、刺激的訪問相比呢？外公會帶着我到繁忙的警局中轉圈，這裏的每個人都誇我聰明伶俐，然後，如果沒有囚犯的話，我們還會到真正的監獄里去，這裏有一個可怕的鐵鑄的廁所，在外面等他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弟兄們出來了，鑽進了他們的警備車，我就一個個地大聲叫出他們的名字，我經常用手指去觸摸門廳里那枚巨大的銅製警徽，還有一座淺浮雕，一個警察保護著一個男孩和女孩，「永誌不忘」——長灘警官協會，讓我產生一種前青春期孩子的性激動。
外公帶着我去見世面。母親就呆在家裏。外公帶着我到海岸線上去，在激浪中掙扎洗禮，摔倒了就威嚇我站起來再上去，我也記不清到底有多少次我撲倒在海浪中了——她在哪兒？膽怯的、消極的、驚俱的、自賤的，直到那一堆90磅的屍體癱軟在我的眼前，那最後的時刻，她的皮膚完全成了綠顏色，她根本就沒有力氣從醫院的病床上爬起來，她側身躺着，卻沒有面向我，她的手臂竭力想從她早已失去生命力的骸部曲線上抬起來，一個微弱的聲音，我的名字，在我的手指與她乾枯的手指纏繞在一起時從喉嚨里發了出來，我十四歲。
她仍然沒有徹底離開，仍然……也許我真的對她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我現在捧在手裏的這些又獻，有誰還會像我們這樣保存起來的？那不僅僅是為了在某一天她的女兒能夠找到它，否則為什麼要把一張普通的生日卡裝到一個信封里，藏在保險盒的最深處？這是她的結婚證書，蓋着拉斯維加斯市的圖章，1964年8月3日，它宣佈在這一天，米桂·桑切斯和格溫·格蕾，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正式成為夫妻。
我盯着它，只有一個願望：那個留着馬尾辮的黑女人，釘著鐵掌的藍色鞋子踏在米色的氈毯上，她把那鐵門關上，把那巨大的黃銅輪盤牢牢旋緊，把我關進它現在我已深有體會的、黑暗的、窒息的地窖中，讓秘密都埋葬在這裏吧，這樣，一切都將不會改變，永遠。
外公沒有來應門，我只好用我的鑰匙。他正坐在陽台外，面對着黃昏的暮日，身後的動靜好像都聽不見，他看上去和平日一樣。他穿着通常的那條棕褐衣便褲和露出脖梗的黃色馬球衫，光的腳顛轉了左右方向，交叉著摞在一張塑料矮几上，他寬厚結實、爬滿皺紋的手——因為年紀的關係，變得潮紅，茸毛聳立——按在胸口，下巴上抬，噴著鼻息。
但是，另一個古老的溫和告誡阻止了我把他喚醒：「老爺爺需要休息。」我回到房間，着手收拾起咖啡杯、玻璃杯放到廚房裏去。在水池底的棕色膠墊上，放着一些發黃的酥酪，旁邊是那根一頭纏着棉紗的木頭洗碟棍，是外公用了好幾年的。我能看見那雙沾滿油膩的手把鹹豬肉和炒雞蛋盛到綠色的三聚酰胺盤子裏，伸出、縮回就像長灘上幾乎沖跨我的海浪一樣有力。我把杯子放在櫥柜上的時候它們發出叮噹的碰撞聲，然後我便回到了落日底下。
「外公。我來了。醒一醒。」
他睜開眼睛，笑了：「時間的婢女。」
我沒有笑：「為什麼你這麼說呢？」
「你才馴服了那個騷擾簡娜·瑪森的卑劣的醫生吧。」
「差不多。」
「見鬼，新聞里全講了。我剛剛才在這裏得知。」
他把腳從矮几上放下來，站了起來，我鎮靜地注視着他。
我跟着他，我們穿過滑動玻璃門走進涼爽陰暗的起居室。太陽光斑仍然在我的視野里飄動。他從電視機頂上拿下一疊報刊雜誌。
「你成了名人。」
但是在他平板的音調里好像並沒有祝賀我的意思。他捉住了我的眼睛，才把報紙遞給我。在他挺直的鼻子和撲滿風霜的臉頰構成的慷慨大氣的面具底下，是一張帶着嫉妒的不高興的孩子氣的臉。
當然我在任何方面都不接近於一個名人的標準。在外公認《洛杉磯時代》、《今日美國》和帕爾姆·斯普潤當地的破報紙上收集的文章里，我個人從未被提到過。凡涉及FBI的地方都轉彎抹角，重頭戲當然是這起價值百萬的醫療官司，由「電影王后」簡娜·瑪森和她興風作浪的「超級私人經紀人」瑪格達·斯脫克曼對「玩弄明星的矯形醫生」的起訴。所有的傳媒都使用了一幅大圖解，上面是兩個對立的人形，瑪森在一邊，依貝哈特在一邊。她看起來那麼漂亮，那麼脆弱，而他則弓著腰，充滿了罪惡。
「你平常可沒對我的案子顯示出這麼大的興趣。」
「這一次不同，那是我的姑娘，簡娜。這個醫生真該被弔死。我給你拿點什麼？」
「水。」
「好主意，今天太乾燥了。」
他走進廚房裏，我一直站着。當他拿着兩個玻璃杯返回來的時候，我把剛剛扔在咖啡桌上的馬尼拉信封遞給他。
「我從保險盆里拿到了這些文件。」
「你不用親自跑這一趟。美國郵政現在早已綽綽有餘了。」
他今天是不是故意想和我唱對台戲？既沒有感謝我的勞苦，又不承認我的成績。或者只不過是他這些年來對我難以捉摸地貶低和操縱的一貫態度的延續？我能夠感到喉嚨管里像有什麼植物卷鬚纏繞在那裏一樣，威脅著要掐死我。我不得不伸出手去，把它們強制扯開，以便能夠呼吸。
「我到這兒來只是為了表示我關心你，外公。」我故意帶着些憤怒的挖苦的腔調，但他似乎沒有聽出來。
「我很好。」
「是嗎？」
「哎，放射線讓我昏昏欲睡，化學療法更是苦痛不堪，不過事已至此好歹我們總得對付過去。」
「確切地診斷結果是什麼？」
「他們叫它淋巴瘤。」
「你的醫生叫什麼名字？我最好能和他或者她談一談。」
「沒有這個必要。」
「你總不能一個人來應付整個事情。」
「我在醫院裏有朋友，還有好些女士想來探望我哩。」
「不要和我鬧彆扭了，外公。」我的手指探進了起居室里把我們倆分隔開的那段空間，「我只需要知道你的醫生的名字。」
「行」
勝了這個回合，我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我依然站着。他坐在沙發里翹著腿，而他的眼睛卻不知道盯在哪裏，眼神慘淡，內向，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一樣。
我在一把扶手椅子上坐下來，但是椅子陷得太深，我的腳難以踏實地踩在地板上，而已離外公又太遠，不能讓他朝我這邊看上一眼。我想把它拖近點，但是椅子腿卻又被小地毯上的粗長絨糾纏住了。
就像是一個跳台邊上的跳水者，我在那兒僵持了好久。作為一個小孩，我會探出手去試一試，看看水面到底離我有多遠。有一次，一群野小子站在我身後開始喝倒彩，因為我既不敢跳下去又不能轉回身，後來一個救生員走了出來，把我夾在胳膊底下，然後把我扔進水池裏就像扔一塊板石一樣。她現在在這裏，那個肌肉發達、強健的自我最終會取代那個顫抖恐懼的自我。
「我翻那隻保險盒的時候找到了一些東西，有一些珠寶我留下了。還有我父親和媽媽的結婚證書。你從來沒跟我講過他們結婚了。」
「誰結婚了？」
「米桂·桑切斯和格溫·格蕾。這些名字是不是聽起來很熟悉？」
「你指什麼？」
「兩個半小時以來我一直在想這件事。從洛杉磯開車出來我有許多時間在腦袋裏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琢磨它。然後我逐漸得出了結論，那就是，你和媽媽一直在對我撒謊，關於我的父親，關於我的血統，關於我是誰，關於我的整個生命到底從哪裏開始。」
話的末尾，我的聲音卻辜負了我的勇氣，變得微弱起來。
「我告訴過你忘了那個婊子養的。」外公厲聲說。在切過房間的三角形陰影里，他的眼睛看起來陰沉可怕。「他拋棄了你和你的母親，為什麼你的腦袋裏不能琢磨一下這點？」
「很明顯他並沒有拋棄我們，因為他們是一起逃走的，然後結了婚。也許你並不了解整個事情？」
外公更加嚴厲地說：「我了解。」
「為什麼在我出生以後他們又等了四年？」
現在我們面面相對了。外公非常警惕，像一條蛇一樣冷靜。
「讓我來做一次隨意的猜測吧。」我感到一股巨大的壓力擠在我的胸口，好像使整個身體都痛疼起來。「你威脅過我的父親，你對他抱着瘋狂的偏見，直到最終你把他趕走。」
「是我把你養大的！」外公咆哮了，想逼我退縮，「你見鬼去吧。」
但是我用更堅定的聲音又說了一遍，足以敵過他的憤怒：「我的父親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你趕他走。」
「他是個強姦了我女兒的下流胚，然後這傢伙」——他停頓了一下，搖了搖頭。幾乎冷笑出來——「他又來找她，一次又一次……有他媽的五年。然後他違背我的意願娶了她，這是給我的他媽的最後一擊。」
「也許，」我試探著說，「他真他媽是愛她的。」
「你要注意你的語氣，否則看我不給你一耳光。」
「或者也許……是她他媽的愛他。」
我們互相瞪視着，我不會道歉，我也不會後退。
「讓我們現在就把事情弄清楚吧，外公，因為太陽已經落山了。誰是米桂·桑切斯？」
瞪着眼，沉默。
「他是從薩爾瓦多來的？」
「據說而已。」
「所以他不是墨西哥人。」
「那有什麼區別？」
「1958年，米桂·桑切斯和格溫·格蕾是怎樣遇上的呢？」
「她有那麼愚蠢，在蒙塔娜的帕頓藥房的時候，被他的幾句甜言蜜語就騙到手了。」
「一個打工仔到蒙塔娜大街的藥店裏去做什麼呢？買擦手霜？」
「他的行當在格溫眼裏，就成了學管理的學生。他在高等學校里讀夜班。」
「所以現在他就不再是——一名海外勞工了，他是個哲學博士。」
「撫養你長大的只有我。」他的拳頭擂在沙發的扶手墊上，又反彈起來。
「你從我父母身邊偷走了我。」
「你生什麼毛病了你？是不是吃了迷幻藥？」
我帶着憎惡站了起來。
「你母親是個幼稚糊塗的女孩，而你的父親是人類的渣滓，你得想想，我只不過是想要一個乾淨的小嬰孩在屋裏——」
「別說了。」
「但是事實證明你更加黑白不分。」
「所以你只是養了個野種。」
「這是你外祖母的想法，但她也死了。現在是我們倆在相依為命。你認為你母親應該自己安排她自己的命運？」
「她應該跟我父親走，過他們自己的生活，那麼我也會有我的父母親。」』
「你需要的一切是我。」
我只能懷疑地盯着他看。
「你和你母親一樣的幼稚，」他突然爆發了，「我不能不趕他走。他會毀掉你的生活。」
「所以你就強迫他離開，直到確信他再也不會回來。」
「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這個愚蠢的婊子養的自己害死了自己。」
我沉悶了：「他怎麼死的？」
「我告訴過你他是個海外勞工，有一次他和工頭頂嘴，做得太過份，便打起來了，然後那個垃圾貨打倒了他。就這麼回事兒！」
「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
「你母親的精神全垮了，」他用一種生硬的聲音繼續道，「她絕不想讓你知道。她就是看不到他的另一面，他是個魯莽傲慢的雜種。」
「他葬在哪裏？」
外公滿臉的不快：「誰知道。可能是在哪塊蠶豆地里。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會按照軍人葬禮的儀式送他回家。」
「為什麼你現在要告訴我這些？」
「因為我病了，而且對譴責已感到厭倦。」
一陣戰慄傳遍我的全身，然後在身體里，好像有某種東西調整過來了，就像是一個幾十年來一直運轉失常的介面，現在微妙地移回了它該在的地方。我意識到，我一直知道我的父親已經死了，並且以為他是死在暴力之下，我曾想像過，他怎樣俯身倒在血泊中——我夢見過他好幾次——所以一定有人告訴過我或者我一定在無意中聽到過。
「沒有人在譴責你。」
「胡扯。」
「算了。」我柔聲地說，試圖調和一下氣氛，「告訴我你的醫生的姓名吧。」
「就在床旁邊，但是，那有什麼重要呢？」
他拿起一本雜誌，躺倒在沙發里，陰影像一把鍘刀一樣切過他的身體。他放了一個枕頭在頸子後面，支撐起他的頭，落日的餘暉，夢魔降臨前琥珀色的光線，落入他衰竭的藍眼睛裏，這雙眼睛現在帶着毫無保留的恨意，從書頁的上方越過，盯在我的身上。
我無處逃遁，所以走進了卧室，棕色的窗帘布被拉歪了，蓋在床上的栗色床罩綳得緊緊的。床頭几上放着幾個新藥瓶，一個鞋拔，鑰匙串和一張寫着帕爾姆·斯普潤的一位腫瘤病醫生的姓名、地址的單子，當我把它拾起來的時候，一下子就明白了為什麼外祖父不想要我去和這位大夫談。它意味着承認這位著名的、全能的、強壯有力的伊文內特·摩爾根·格蕾，警官，孩子們的救星，大規模比賽的保護人，面臨着死亡。
在「診斷」下邊醫生寫着：「惡性B細胞淋巴瘤」。特別行動處的查爾斯·岡薩雷斯，白領犯罪組的一個好人，被診斷出同樣的病。當我躺在阮德爾·依貝哈特雙手的撫摸之下時，一個願望曾經從我的潛意識跳出來，現在，我不能不承認並且面對這個罪惡的願望變成現實：外公將會在一年內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