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預言家眼中的效率中國
人物背景：
尼葛洛·龐蒂（NICHOLASNEGRM）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該校媒體實驗室創始人，當今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一直倡導利用數字化技術來促進社會生活轉型。1997年他曾訪問中國，他所著的《數字化生存》在中國翻譯出版之後，產生了極廣泛的影響。他還是摩托羅拉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幾家數字化領域的風險投資公司的高級合伙人，為北京搜狐、美國連線在內的月余家高科技公司提供了風險投資。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
為尼葛洛·龐蒂和MIT前校長外斯納發起，是當今探索計算機和（數字技術）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影響的最權威的獨立研究機構，其研究經費（上億美元）來由於全世界130個企業。
互聯網在美國的發展速度
在美國，為達到5000萬用戶，無線電廣播用了對年的時間；電視用了13年的時間；有線電視用了10年的時間；互聯網所用的時間還不到有線電視的一半，自誕生5年以來，其全球用戶已接近1個億。
亞馬遜公司
1994年由34歲的電腦奇才JEFFREYP.BEZOS創辦的一家網上書店，到1998年年底，該公司市值已飆升至111億美元，每股股票市值是對年剛上市時的23倍，公司共有職員1600人，人均網上圖書銷售額達到37．5億美元，目前擁有顧客450萬人，1998年銷售額為5．4億美元。
人物自白：
比特世界裏的思想交流
我認為世界是由兩部分構成：物質世界和比特世界，兩者對於世界經濟影響的方式和結果完全不一樣，在物質世界裏，人們如果要製造一個烤麵包機，必需用一些材料先進行造型設計、壓縮等等，經過許許多多的工序之後才能成型，最後通過種種運輸方式送到用戶手中。如果現在市場上麵包機賣得非常好的話，一枱麵包機售出之後，我作為製造商將麵包機賣給了你，你就有了一枱麵包機，我的麵包機就沒了，我就要製造新的麵包機，我又必須再弄一些材料來，又進行設計、壓縮、運輸等，這種大量經濟效益的獲得必須通過大量的物質生產才能實現。
比特的世界卻完全不一樣。我把一個比特賣給你之後，你有了一個比特，我也有了一個比特，這一過程更象是一種思想的交流：我把一個思想告訴你時，你有了一個思想，我也有了一個思想。而且我還可以把這個比特進行再複製，複製出更多的比特，當我把這些比特傳輸給你時，這一過程所需要的耗費也是相當低，正像微軟製造它的軟件一樣，這種複製成本非常低廉，這正是物質世界和比特世界最本質的區別。
數字化流浪者
就規模經濟而言，無論是從人、地域和產品等任何一個方面來看，比特世界的表現特徵與物質世界都是大不相同。從人的角度來看，中國互聯網的用戶現在已經超過了兩百萬，明年則可能達到1000萬人，而且互聯網的這種發展速度往往比人們料想的要快得多。
在美國，有兩類人可以稱為計算機盲（我們稱之為數字化世界裏的流浪者），一類是兒童（包括會打遊戲機的兒童，他們也並非就懂得計算機）；另外一個群體是數量增長很快的老年人群體。這兩類人有着許多的相似之處，比如在出生的時間上，他們要麼是出生太早，要麼出生太晚，導致成為了計算機盲。他們之所以變成數字流浪者，並非是社會教育或自身者經濟能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為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因才導致自身不會使用計算機。目前，這一群體的數量也在迅速地減少。因為可以想像，如果他（她提一個數字流浪者，也許他（她）的爺爺、奶奶並不是數字流浪者；也許爺爺、奶奶是數字流浪者，但他（她）的孫子、孫女並不是數字流浪者，兩代人之間可以相互學習，教學相長，這樣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在美國，數字流浪者群體的數量正在迅速地減少。
但是，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情況並非如此。某些國家的數字流浪者數量的減少速度很慢，因為他們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和社會管理者本人就是數字的流浪者，當他們在引導著國家或者進行決策時，甚至哪怕是坐在汽車駕駛室里時，他們也不懂得如何去使用計算機，因之，發生在美國的這種情況並沒有在那裏出現。
10億人的計算機世界
儘管這樣，無論如何我都堅信這樣的一個預言：在今後的24個月之內，也就是說本世紀結束之前，世界上將會有10億人在使用計算機，也就是說，你我身邊每5個人中就有1個人在使用計算機。很多原因將促成這一預言的實現，例如許多生活設施象手機就會成為人們上INTERNET的一個方便工具，這些情況集中起來，將5；導計算機應用快速發展。
家電的數字化
現在，許多人都熱衷於預測或者只關心互聯網上人數的增長數量，卻忽略了互聯網上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未來將會有多少設施上網？這裏的設施不只是指台式機、便攜機等計算機工具，而是指包括家用電器例如溫度計、麵包機等在內的日常電器和生活設施。今後10年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更多的將不再是計算機，而是這些家用電器。可以預料，5年以後，這些設施將成為互聯網上最大的一部分，其數量將遠遠超過網民人數。
在一些北歐國家例如挪威，其數字化的實現程度遠遠超過了美國。往往一個國家m優的人數都在網上，象挪威，人均伺服器的擁有量甚至超過了法國。如果以人均擁有計算機。通訊設施的密度為衡量標準（例如一戶家庭有多少台計算機上網，或者一個國家有多少台伺服器），北歐的這些國家都處在世界各國的前列。
「數字化」文化
但是如果再稍微朝南部走一點，這種設施的人均佔有量馬上就會驟然下降。在法國。德國奧地利，你會發現，這一比例遠遠低於挪威或者芬蘭。儘管北歐的許多國家在擁有財富方面相差無幾，但是它們在數字化程度和計算機應用方面的程度差別卻是非常懸殊。
再往南走，你到西班牙或者地中海，你會發現，這些國家計算機應用和數字化程度非常低，但是它們的文化卻是非常數字化。以意大利為例，其文化的數字化表現在他們對小的事物非常崇拜。除了尊重小之外，意大利還盛行地下經濟，人們不太遵守規則，許多經濟交易都是通過現金甚至是以貨易貨的原始貿易方式來進行。意大利文化數字化的第三個方面是人們不太容易尊重權威。對小的尊重、地下經濟和對權威的一種健康的不尊重恰巧與INTERNET的文化色彩非常接近，而且兩者都是發自底層的，所以我們稱這種文化是數字化的文化。
離開歐洲，你再去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和智利看看，今後兩三年內這些地方的發展都會使每個關心互聯網的人吃驚。拉丁美洲國家互聯網發展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除了前面提到的象意大利和南歐等國的文化上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從墨西哥到智利，那麼大的一個版圖上人們只使用兩種語言。
亞洲和中國的問題
在亞洲，許多地方象日本、南韓和台灣，儘管在物質製造方面非常發達，但它們的文化都是非常非數字化的，社會體制都是一種從上到下的金字塔式結構。另外，計算機技術對漢字等東方語言來說都顯得不太友好。如果要想改變亞洲的這種文化的非數字化狀態，向拉丁美洲看齊，恐怕還需要好幾代人的努力。
同樣是在亞洲，中國的情況卻又是大不一樣。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中國民眾對教育異乎尋常的重視，尤其是大量家庭對兒童教育的重視，使得中國在數字化進程中能夠走得更快。目前影響這一數字化進程的因素主要有兩個：目前的計算機造價過高和上網太貴。
誰是數字化的敵人
我是屬於最早使用計算機的那批人，1984年我開始使用計算機——一台蘋果機，每當我輸入一個字時，它就關閉，我再輸入一個字時，它又關閉，當時這種機器的速度是25個赫茲，但是只要你輸入一個字，它就馬上給你一個回答。我現在使用的是—台速度為m赫茲的便攜機，但每當我一使用它，它馬上投入運轉、不斷地運轉，直到45秒之後才給你一個結果；等你再次用它，它又得等第二個45秒之後才能給你。個結果。80年代中和90年代末的兩台機器相比較，速度提高了16倍，而且今天製造這樣一個同樣的MAC機只需30美元，但速度之慢卻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實際上，這是軟件在作怪，進而有人會設想，我們為什麼不製造出這樣一種計算機來：不僅不需要經過這些過程，而且會大大降低它的造價？我想我並非要在這裏批評微軟或者其他軟件開發商。以我新近用過的最新的一個UDOLL版本為例，我發現它就比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些，而且我想經常使用軟件的人都有這種感受，幾乎所有的軟件每推出一個新的版本后，都要比它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點。
回過頭來重新來考慮這一話題，我認為，我們倘若要充分實現計算機的功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以讓計算機變得非常廉價，例如將價格降至100美元以內。如果這一價格有一天能夠真正實現，計算機的使用將會迅速增長，尤其是在中國這種如此重視教育的國家，阻礙其數字化進程的其中一個重要障礙就會消失。
電信成本
另一個障礙是在通訊方面。在任何一個地方人們常常會發現的一個奇怪現象：提供通訊設施服務的費用越貴，服務質量往往就越差。這一說法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是在許多地方都是屢見不鮮。例如在非洲，當地人打一個本地電話，一小時要花10美元，打長途一分鐘則要花費10美元；在歐洲，當地有關部門正在執行一個新的電話收費政策，這一新政策則完全違背了互聯網的發展方向，他們把電話收費方式改成了按時間收費，就是說打多長時間就要收取多少費用。互聯網的發展方向是定量收費，交上一定數目的錢就可以不限時使用，這樣做才有利於互聯網的發展。
實際上，定量收費不僅更有利於互聯網的發展，而且會得到更多的回報。按照小時、分鐘收費，每次在帳單上的花費就要多出50％，而定量收費不僅可以省去這50％的費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現在就從按時收費轉向定量收費，將會大大刺激互聯網的發展。
2000年的互聯網
有了數字化的文化、定量收費方式和正確的經濟模式，互聯網的使用和數字化進程將會大大提高。這種提高不僅僅只是存在於教育和娛樂方面，而且會體現在電子商務領域。我認為，到2000年年底，電子商務市場將達到1萬億美元。這一市場巨大的規模比任何人現在所估計的要高出5倍。
互聯網的高增長除了源自於商業活動之外，還有消費群體使用率的增長。在互聯網世界中，供應商和最終消費者之間的中間商將會消失。以物質世界為例，比如拿一個西紅柿來說，從種植菜農。包裝商、分銷商、超級市場到消費者以前要經過許多環節，如果這個西紅柿最終售價是50美分，那麼最終到西紅柿的種植商那裏他只賺取了5美分。其餘的45美分都消耗在這些中間環節中。我的意思不是指這些中間環節如何不重要，或者他們賺了多少錢，我着重要指出的是，在互聯網世界中，這些中間環節都不復存在。
比特世界裏更是如此。一旦有了一個完善的送貨系統，例如定機票，你完全可以在原始供應商那裏直接完成，這樣一來，銷售、分銷、超級市場就變成了一種廣告的場所，即是他們如何去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消費者只須在商店看看各個廠家提供的商品，誰是商品的提供者，回到家中在網上就可以買到，再通過完善的送貨系統，商品就可以直接送到消費者家中。
在某些人看來，上面的描述現在聽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實際上，在不到一年之內，這些事情都會在你我的生活中發生，從而變得司空見慣。
電子商務的困惑
有人認為，在中國數字化進程的實現會有很大的困難，例如有人認為，電子商務在中國之所以還沒有開展起來，是因為缺乏相應的信用系統、付款方式、送貨渠道等等。
付款方式確實是影響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不久前，亞馬遜（AMAZON）公司的創始人MP．BltaB告訴我，亞馬遜在東歐的一些客戶通過亞馬遜的網上書店購書付款時，他們將磁碟從中間劈開、掏空，把上百元的美元支票塞在裏面，然後再封上，上面寫着：裏面有錢。但是海關官員根本就不懂英語或者不看，所以錢就跟着磁碟一塊寄到。
寄語中國
要發展數字化進程，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方面必須重視小學教育。有些家庭乃至政府以前都不太在意這一點，因為小學教育的效果需在很多年之後才能發現，而實際上如果在一個兒童的小學教育過程中不重視數字化教育，等將來到了大學里，對他來說要扭轉這一偏差時，就會花費更大的代價。另外一個建議就是，互聯網要實現高速發展，人們必需寄希望於將來能有更多低價的計算機出現。今後5內，人們會發現，在實驗室里就能實現一個1美元以下造價的計算機，它必須有一個鍵盤和顯示器，但是在這種計算機誕生之前，我們應該降低以現有的半導體為基礎的計算機的價格。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紀律嚴明、尊重權威、層次分明的文化里，如何實現數字化是值得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因為數字化的世界裏的許多文化元素是與它的傳統文化相抵觸的，例如INTERN』ET世界裏不會強調紀律分明、等級和權威等等。我想這一問題可能不會有現成答案，但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和思考的重要問題。
人物印象：
lop年1月呂日下午，中國大飯店可容納幾百人的一樓會議大廳座無虛席，來遲了的聽眾站在走廊上，沒有邀請函的記者們被堵在了入口。我坐在聽眾席的第一排，在我前面的兩位電視台的仁兄為了搶佔有利地形，由推推搡搡正越來越變成拳腳相加，原本2：對進行的會議由於某位重要人物的缺席推遲到3：00，會場正演變成一場亂鬨哄的大聚會，相識和不相識的，都在聊天、相互認識或者觀望。這是一場西方預言家尼葛洛·龐蒂的第二次訪華報告會，會議的題目是「數字世界和數字中國」。
3：00整，尼葛洛·龐蒂在一群人的簇擁下，閃亮登場，還沒等我從人群中辯認出哪位是赫赫的尼葛洛·龐蒂先生，這位笑容可掬的n明星很快就被淹沒在要求籤名的追星族和攝影師的隊伍里。接下來的半個多小時里，會場的維持秩序者都一直未能驅散開那些左右還回的攝影師們。身邊的一位同事對我說，這都是IT媒體犯饑渴症鬧的。
事實上，不僅僅是遠來的和尚好念經，尼葛洛·龐蒂在『中國的遭遇』（如此廣受追捧）可能還有更多的可留點之處，至少IT明星的走熱，比起追演藝圈裏的那些奶油明星來要好得多，或者換個角度看人們對n明星的追捧，不也正是對中國數字化進程的關注么？
比起許多著名的西方學者來，尼葛洛·龐蒂雖然不是「中國通」，但他至少是一個「中國達」，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他已兩次踏足這片奇異的東方土地，尤其是他所著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在中國翻譯出版之後，「數字化生存」很快成為了精英人士們掛在嘴邊的時尚話語。抱着對中國尤其是中國數字化進程的好奇，他甚至還幫助搜狐公司的總裁張朝陽先生在中國第一次引入了風險投資。單憑他對中國鼓吹數字化的熱情和在中國身體力行的實踐，我們毫不猶豫地把他也拉進了我們的欄目。
一般說來，預言家這樣一個角色只有兩類人才能勝任：過於樂觀者和過於悲觀者。尼葛洛·龐蒂顯然屬於前者，此次他在中國大飯店的遭遇更證實了我的這一看法。儘管尼葛洛·龐蒂對世界的數字化乃至中國的數字化信誓旦旦，作了一番充滿激情的展望，但是會場現場的數字化設備現身說法，倒是先給他潑了一瓢冷水。先是會議組織者分發了半天的同聲翻譯設備無法使用，原因是「機器臨時故障」，尼葛洛·龐蒂先生聽聞，一時如墜雲霧中，不知如何是好，搜狐總裁張朝陽不得不危難之際受命，委屈當了一次翻譯；約莫過了半個小時，話筒里又傳出的尖銳刺耳的聲音，會場時明時暗的「數字化」燈光還有會場莫名其妙的天外來聲都似乎在捉弄這位傾力呼籲「數字化」的預言家，從尼葛洛·龐蒂「NO，NO……」的感到不可思議的痛苦表情中，似乎都在暗示人們一個信息：在中國，數字化進程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
尼葛洛·龐蒂是一個非常睿智的人，有着美國標準紳士的幽默，當他在抨擊世界範圍內電信成本的過高大大阻礙了互聯網的發展時，會場燈光一下子暗了下來，過了一會兒才復明如初，他就說，剛才電話局的人可能聽到他剛才的那些評論了。實際上，在中國，就電信系統而言，跟這個龐然大物打過交道的人都深有一兩點親身體會到的苦澀記憶，比如電話初裝費的問題，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問題等等。甚至有一天即使你老老實實交了錢去裝電話，問什麼時候能裝上電話，得到的往往是一句扔過來的冷冰冰的答覆：兩個月之內，你就在家等著吧！或者你周末匆匆忙忙趕着去交電話費，等你趕到時，電話局的大門下午兩點已經關門，問他們為什麼這麼早關門，答日：你幹嗎不早點來？你碰了一鼻子發，明天一清早還是得老老實實排隊去交話費滯納金！至於為什麼非要等兩個月，或者非得2：00就下班，那都是不在解釋之列的「第22條軍規」。在歐洲有的國家都取消國家電信部的情況下，中國電信部門今天落得千夫所指的局面，也是非一日之寒的。
所幸，中國的數字化進程已經是不可逆轉，中國電信豎將被切、以秒計費的呼聲日漸高漲、手機結束雙向收費提上議事日程、電話初裝費也許在不久的哪一天被取消等等好消息都證明了這一點。況且在尼葛洛·龐蒂的視線里，在歐洲國家那些數字化程度比中圖先進得多的地區里，電信收費也有不盡合理之處，可見，中國的數字化進程需要樂觀，香要有全局觀念，需要實際行動，更需要耐。工。
尼葛洛·龐蒂把阻礙數字化進程的另外一個原因歸咎於計算機本身的昂貴，民走到今天這一步，應該是所有n日裏人都感到汗顏的，計算機軟硬件無休止的升級和高昂的製造成本也阻礙了它在中國進一步普及，使用計算機、上網依舊是社會少數精美分子的時尚生活方式，中國擁有世界近1/5的人，但真正能與數字化生存沾點邊的充其量也不到國內總人口的1／10，要減少尼葛洛·龐蒂所說的數字化流浪者在中國的數量，恐怕得需要另一種更艱難的「扶貧」。1996年，有先知的廠商們開始打應用牌，這樣做也許朝正確的方向又接近了一步。
當然，最終的層面還得關注文化，對於中國現存的這種與數字化文化相衝突的傳統文化，尼葛洛·龐蒂沒有給出現成答案，他只是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這方面最簡單的例子是政府上同工程，尚是建了，但是同上跑的信息是如此之少，會令人懷疑「資源共享」的網絡文化在中國是否會行得通，由此我們也看到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首先是人們願不願意共享，因為共享也是需要勇敢和氣度的。
幾百年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來到中國，第一次見到關於龍的圖畫，他把這稀有的中國人的圖騰物誤讀成了西方語境中的「獨角獸」。相比之下，至少尼葛洛·龐蒂眼中的數字中國圖景則要切近得多。作為一個世紀末的預言家，尼葛洛·龐蒂的一句名言則是，「預見未來的最好辦法就是去創造未來」。他知道預言終不過是預言，重要的是去一泥鏟一泥鏟地去構築。尼葛洛·龐蒂以他的熱情、智慧和不可多得的商業頭腦也正在幫助推動中國的數字化進程，而對生活在自己文化里的中國人來說，尼葛洛·龐蒂的「他才』目光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借鑒，正是在想像的圖景中不斷修正、不斷創造，數字中國的進程才會像尼葛洛·龐蒂所說的那樣，真正地「比我們所預見的要快得多」，也要樂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