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靖政策

1。定義：英法美等綏靖主義者，不惜以犧牲弱小國家利益為代價，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有恐戰情緒），求得一時苟安，謀求同侵略者妥協，妄圖將「禍水東引」至蘇聯，坐收漁利。

2。實質：縱容法西斯侵略的行為

3。最大後果：加速了二戰的全面爆發，以及後來的美蘇「冷戰」

4。直接後果：（1）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被出賣，從而助長法西斯侵略氣焰

（2）嚴重削弱了反法西斯力量，給世界帶來更大災難

（3）西方大國的「自保政策」最終也損害了自身利益，以至於自食其果

(4)使中歐國家對英法缺乏信任，有的投入了法西斯的懷抱

（5）提高了希特拉的聲望

（6）加劇了蘇聯對英法的不信任，使其轉向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使希特拉有恃無恐，加速了二戰的爆發。

綏靖政策也稱姑息政策。一種對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縱容，退讓屈服，以犧牲別國為代價，同侵略者勾結和妥協的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人民革命的興起及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引起帝國主義的恐懼和仇視。它們在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既想削弱和擊敗競爭對手，又要反對社會主義，鎮壓人民革命。綏靖政策正是適應這一需要出現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其內容，形式和手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爭奪世界霸權，反對社會主義和人民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推行者是英國、法國、美國等國。20世紀30年代前，綏靖政策主要表現為扶植戰敗的德國、支持日本充當防範蘇聯的屏障和鎮壓人民革命的打手。這從凡爾賽體系、華盛頓體系中可以窺見端倪。在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洛迦諾公約中則更具體化了。

到30年代，特別是兩個戰爭策源地形成后（見遠東戰爭策源地、集體安全政策），面對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嚴重挑戰，以英國首相A.N.張伯倫為代表的英、法、美等國的綏靖主義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求得一時苟安，不惜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謀求同侵略者妥協，妄圖將禍水引向蘇聯，坐收漁利。1931年「九一八事變」，容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1935年3月容忍A.希特拉重整軍備。1935年8月美國通過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1936年3月放任希特拉武裝進佔萊茵區。1936年8月對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採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縱容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此後又策劃太平洋國際會議，陰謀出賣中國，同日本妥協。1938年3月默許希特拉兼并奧地利。這些都是綏靖政策的例證。最典型的體現則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會議和《慕尼黑協定》。英、法及幕後它們支持的美國，妄圖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為代價，在歐洲實現「普遍綏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實質上是推動德國進攻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綏靖政策表現為美國對前蘇聯的妥協（又稱遠東慕尼黑陰謀）。為爭取蘇聯同一道參加對日作戰，美國在雅爾塔會議中同意蘇聯的要求，表示中國外蒙古部分（現蒙古共和國）的現狀應予維持；對1904年由於日本背信攻擊所受侵害的帝俄（日俄戰爭）舊有權利，應予恢復如下：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的一切島嶼均須歸還蘇俄，維護蘇俄在大連商港的優先權益，並使該港國際化，同時恢復旅順港口俄國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中蘇設立公司共同經營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並保障蘇俄的優先利益，千島群島讓與蘇俄。這樣，通過一系列犧牲他國——尤其是中國——利益的手段，美國達到了暫時拉攏蘇聯、避免世界大戰進一步擴大的目的。但是不久，由於北約、華約之間矛盾加劇，綏靖政策正式破產。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是一種縱容戰爭、挑撥戰爭、擴大戰爭的政策。它無法滿足法西斯國家的侵略野心，卻鼓勵了侵略者冒險，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綏靖政策一度破產。

首先，英法在其實力日益衰退的情況下，為維護霸權地位所採取的策略。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嚴重損失，戰後經濟恢復非常緩慢。二三十年代，英國歷屆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經濟問題上，把重整軍備看作是恢復經濟的障礙，企圖以沒有實力為後盾的外交政策，達到保住霸主地位的目的。法國由於和德國毗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度保持軍備和對德國實行強硬政策。但法國的經濟一直處於衰退之中。相對穩定時期發展有限，30年代的經濟危機持續時間又特別長，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同時法國的政局也不穩定，內閣更替頻繁，使得對外政策難以保持堅定性和連續性。總之，英法的頹勢是其推行綏靖政策的物質基礎。

其次，綏靖政策的推行是和當時兩種社會制度共存這一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的。十月革命后，國際關係中開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和鬥爭。英法等西方國家為阻止蘇聯的影響，把德國當作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屏障。當德國建立法西斯政權，進而撕毀凡爾賽和約對外擴張時，英法竭力把這股禍水引向東方。

第三，綏靖政策的推行，同當時西方普遍流行的社會思潮也有很大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景象給歐美各國留下慘痛的記憶，因此，戰後和平主義思想、厭戰畏戰情緒相當盛行，在法國尤其嚴重。英法等國的統治者既受和平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制約，又是這一思潮的推行者，綏靖政策只是他們推行這一思潮的產物。

在英、法、美的綏靖政策縱容下，德、意、日三國加緊了對外侵略擴張，這就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迅速增長起來。

（1）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

（2）1935年3月，德國撕毀凡爾賽條約，公然擴軍備戰。

（3）《慕尼黑協定》是綏靖政策的頂峰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國首腦在慕尼黑舉行會議，簽署《慕尼黑協定》，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然後把此協定強加給捷克斯洛伐克，史稱"慕尼黑陰謀"。慕尼黑協定是綏靖政策的頂峰。

英法綏靖主義者作了法西斯的幫凶，把世界推向戰爭的邊緣。

因此，我們認為英法推行綏靖政策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野心。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英法迫對德宣戰,綏靖政策走向失敗.

縱觀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國際政治氛圍，尤其是英國社會背景，綏靖政策的推行並非偶然，它是多種因素的總和。

1、經濟衰敗的後作用

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生命，經濟決定政治；衰敗的經濟無疑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歷史動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一片蕭條，即使是戰勝國的英國，直接損失達120億英鎊，同時造成大量勞動力的喪失。1921年起，英國的失業人數以每年120萬人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英國工業生產僅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國工業生產指數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鐵、鋼的生產減少了一半，造船業減少88%，機器製造減產1/3，外貿額縮減了一半以上，失業者達工人總數的22%[1],顯而易見，英國經濟已是衰敗不堪，日落西山！

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英國政府不得不從迫切的內政問題出發，致力於經濟恢復工作。然而，這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對軍備力量的鞏固。1919年，英國戰時內閣規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個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派出遠征軍』」。[2](p.43)「十年無大戰」的規定，還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還在生效。[2]（p.44）因為統治當局堅持認為「財政和經濟危險是國家必須對待的最嚴重，最急迫的危險，其它必須讓位，必須等待」[3]；他們甚至覺得憑英國現有的軍備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足以應付任規模的戰爭。因此，軍事上一直滿足於「1918年的技術」，軍費開支降到「嚴重的無法履行英國防衛義務的狀況」。[4]（p.182）

可想而知，嚴重的經濟困境對軍事實力的打擊是無以復加的。英國所採取的重經濟、輕軍事的變相調配，不僅沒有使經濟困境從「節約」中得到改變，甚至還引起了國內政局的動蕩，國內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浪潮洶湧澎湃。同時，它還造成了內閣的頻繁交替。在張伯倫上台前的不到15年時間內，出現了一連串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的奇怪現象[5](p.233)，這就很難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實行一種連續和堅定的政策。相反，他們拒絕以任何方式認真考慮戰爭問題。英國公黨領袖艾德禮曾宣稱「我們決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為執行政策的手段。」[3]這無疑對以後希特拉德國的武力威脅只能「息事寧人」、「妥協退讓」，進而為綏靖埋下了禍根。

2、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如果探究一戰給人類帶來的最深切的啟迪，不妨說是對「反戰求和」的熱切渴望。英國在一戰中直接參戰600萬人，傷亡244萬，戰爭雙方開支達1800億美元，無數城鎮化為廢墟，各國財政一片蕭條。「可怕的戰爭大屠殺幾乎影響到全國所有家庭」，[6](p.589)它對英國人傳統的心安理得、高枕無憂的社會心理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對戰爭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厭倦，並進而對戰爭帶來的災難表示恐懼，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

據悉，戰後英國出現了許多頗具影響的「不再戰運動聯合會」和最大的「和平誓約協會」等和平主義組織，和平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他們宣稱「一切戰爭都是錯誤的，任何國家以任何方式訴諸武力都違背人類精神上的和諧與理智」，呼籲「拒絕支持或效力於任何付諸武力的政府所從事的戰爭。」[4]（p..115）甚至宣稱「放棄侵略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放棄防衛。」[4]（p..150）。

1936年，英國和平主義組織進行了民意測驗，90%的人拒絕參戰，反戰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義者鼓吹和議、呼籲太平的同時，卻消極地宣揚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詛咒戰爭，詆毀軍備，不僅模糊了人們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而且使人們混淆了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解除了人們對戰爭的警覺。一味反戰的社會情緒，很大程度上為政府參戰製造了輿論壓力，制約了政府的決策。

面對「社會太平」的反戰求和思潮，英國政府不得不進行對外策略的調整。他們認為「戰爭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對於慕尼黑悲劇，英國首相張伯倫甚至相信「讓德國恢復國土就可以保持英德兩國長期友好和平穩定的關係，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長治久安的和平」，[2](p.304)並且宣稱「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2](p.289)這不僅反映了英國民眾狹隘樸素的「避戰求和」心理，也掩蓋了張伯倫害怕戰爭的心態，迎合綏靖需求。可以說，「反戰求和」的社會思潮正是英國統治階級推行綏靖主義的溫床，更是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幌子！

3、特定的政治安排

英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安排是對外策略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對當時的國際社會背景，英國當局的政治安排也別有用心。

首先：扶德抑法，保持歐洲均勢。

「歐洲均勢」政策是英國傳統外交的核心之一，通過歐洲大陸德、法、俄的互相牽制，達到「實力均衡」。然而，一戰的爆發極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局面。戰後，《凡爾賽和約》奠定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法國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建立起了以之為中心包圍德國的小協約國體制。因而，法國成了英國最危險的競爭者。勞合•喬治曾強調說「法國是唯一可能給英國造成麻煩的國家」。[8]（p.123）因此，英國這時的均勢政策是要加強德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從而在德法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衝突又互制的關係，用以維護及加強英國在歐洲政局上的地位。為此，英國一方面積極支持德國擴軍、毀約，以振興德國，恢復其大國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國接受有利於德國的道威斯計劃、楊格計劃，從而防止出現一個「支配歐洲而同時支配海峽沿岸和低地國家的偌大軍事強國。」[8]（p.123）

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勢力均衡」的舊傳統和「光榮孤立」的影子使英國始終定位在充當歐洲的制衡者和仲裁人，扶德抑法成了英國當時對外政策的主題。丘吉爾也毫不避諱地說過：「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企圖稱霸歐洲的國家究竟是哪個，它唯一關心的是，誰是最強大的，或是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們不怕別人說我們親德反法，如果情況改變，我們同樣會以親法反德」。[10]可以看出，扶德抑法只是英國保持歐洲均勢的一種手段，通過均勢，它將更大程度上實現並保持歐洲霸權。

其次：以德反蘇，實現「禍水東引」。

面對戰後新生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崛起，引起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深度恐懼：無產階級運動一旦席捲英國，資產階級必將面臨滅亡的境地。因此，積極反蘇**也是英國當局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鑒於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日益反蘇的趨向，德國成為東方反蘇的第一防線，尤其是1939年德國積極東進的攻勢，令英國暗自慶幸：「作為防止**的屏障，納粹幫了歐洲一個大忙。」[11]（p.192）他們相信：「禍水東引」是摧垮無產階級的捷徑。如果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社會主義蘇聯，使蘇德之間發生衝突，彼此在戰爭中兩敗俱傷，那麼英國的霸權和利益就能安然無恙[5](p.235)，歐洲均勢將得到更大程度的鞏固。張伯倫自鳴得意，把《慕尼黑協定》吹噓為「輝煌的勝利」，以為「禍水東引」已告成功，從此「希特拉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可能完全不捲入了」。[4](p.159)對於三國軸心的成立，英國更是毫無警覺，因為在他們看來，聯繫三國的紐帶是《**產國際協定》，而反蘇**正是英國所希望淘寶網女裝天貓淘寶商城淘寶網女裝冬裝外套www.taobar8.com看到的。

出於嫁禍於人的初衷，英國自然對德百般縱容，綏靖便成了「放任」的代名詞。

再次：不戰而和，維護霸主權益。

如果說「反戰求和」是一種和平的社會思潮，那麼，「不戰而和」則是上層建築一種僥倖的政治追求。一戰中，英國的損失是無以倫比的。戰爭還導致了社會的動蕩，尤其是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英國統治階級也不敢奢望戰爭會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擔心戰爭會動搖他的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政策做針鋒相對的鬥爭。正如英國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戰爭，無論我們是贏是輸，都將毀滅富裕的有閑階級，於是他們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求得和平。」[9](p.83)由此可見，對於統治階級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會思潮，又能維持霸主地位的穩定，它是一種漂亮的借口。

當然，「不戰而和」作為一種息事寧人的懷柔外交政策，通過避免戰爭，可以防止戰患的進一步摧殘。然而，他卻以犧牲弱小國家利益為代價，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尤其是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以至達到不斷滿足侵略者擴張領土的**以求避戰的境地，這就是「綏靖政策」的主要表現。《慕尼黑協定》的簽訂，標誌着英國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峰，也為英國在二戰中付出沉重的代價埋下了禍根。然而，張伯倫卻說：「我們對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當然應該引以為憾，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而離開正軌，我們應該記得，世界各國人民的願望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淘寶網女裝天貓淘寶商城淘寶網女裝冬裝外套www.taobar8.com上。」[2](p.313)如果綏靖獲得成功，「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控制歐洲，因而也不能向英國的全球霸權提出嚴重的挑戰。」[7]

顯而易見，「不戰而和」作為一種政治上的安排，更是一種維護霸權的手段。它一方面是保持地方平靜，熄滅戰爭；另一方面則是犧牲局部利益和他國利益，並以此為條件而與德國達成政治交易，維護英國在歐洲的勢力與影響以及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英國經濟實力的不濟和社會思潮的涌動及當局統治者的諸多考慮，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成為歷史的必然。當然，國際環境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也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尤其是法西斯德國的迅速崛起和咄咄逼人的態勢，使英國深感力不從心，不得不妥協避讓。然而，也正是這多種因素的重合，歷史才走向了「綏靖」的起點。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啟示。

1、富國強兵，提高綜合國力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為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床。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為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目前，台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台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軍事學家克萊因曾說過：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相對而言，我們的「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分佔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經濟和軍事能力也處於相對先進水平。這是一個乘數相當不錯的「國力硬件」，但是「國力軟件」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卻相對低落。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抗議」，只會「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大有李鴻章「不可釁自我開」之態。南聯盟使館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躲躲閃閃，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軟弱。對於台灣當局咄咄逼人的態勢，除了「嚴正申明」，就是「呼籲對話」，以致讓台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這正是英國「綏靖政策」的翻版。

對此，我們在富國強兵之際，更應注重上層建築的塑造，形成鮮明的國家意志，反對迂迴退讓的偏安綏靖政策，從「軟件」上更新，提高綜合國力。

2、友好政治，維護國際穩定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8]（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為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台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台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衝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曆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係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3、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係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係、朝韓關係錯綜複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為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礴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閑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為被動。

當然，隨着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為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鐘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