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國草 卷頭語（1）

這部長篇小說的誕生，有着它十分坎坷的歷程。***如果把它比作嬰兒的話，作者是經歷了長期的陣痛才把它生下來的。我這樣寫，絕非故作聳人聽聞之談，實因它和我一起經歷了時代的磨難，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五十年代中期，在新中國歷史的晨鐘聲中，我曾兩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國第一支拓荒者的隊伍——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鍋里的苞米粒飯，同在一頂茅屋裏的大炕上滾。我愛上了這茫茫草原，並和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年輕人，成為知心的朋友。從這時起，我就立下了描寫拓荒者艱苦創業生活的宏願。為此，我拄著一根防狼棍子，在長滿齊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繼訪問了天津和哈爾濱青年墾荒隊。當我帶着北國霜塵回到北京，伏案準備寫這部小說時，人所共知的那場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旋風，捲走了我手中那支筆。

在那漫長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棄了寫這部小說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樣，緊緊地跟隨着我，甚至在夢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那開滿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罷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那些和我魂牽夢縈的同時代人寫出來，以了卻我的夙願。可是怎麼寫呢？當時正處在「大躍進」的年代，我和我的許多「同類」，在京西一個山溝溝里，干著蓋療養院的「贖罪」勞動：白天，掄著鐵鎚開山破石；晚上，還要挑燈夜戰到更深。一天的勞動之後，渾身就像散了骨架一般，哪兒還有提筆寫作的精力呢？！即便是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手也難以伸出被窩；因為我們住的帳篷，在嚴冬時節不生爐火，因而無法把自己想寫的東西變成文字。沒有辦法，只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時晝夜進行筆耕。雖然，這對於自己是過於嚴酷了，但思想沉湎於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對自己倒也是苦中有樂。

小說初稿的進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為《第一片黑土》。按說，我嘔心瀝血地寫這部同時代人開拓北大荒的小說，雖然說不上是積極表現，也決非一種「反改造」的行為吧！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開始之後，因為我向黨「交心」時談及了對反「右派」及「大躍進」的真實看法，於是我寫這部充滿獻身精神的小說，亦被視為反黨的行為，寫進了送我去勞動教養的「結論」之中。機關保衛部門對我進行了查抄。幾年後，勞改單位將這部長篇手稿退還給我，上面雖然批註著「小說沒現問題」的字樣，但結論卻不能更改——我為寫它負荊戴冠，因而這部小說的分娩是帶着時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麼說，小說手稿是退給我了；這對於身陷囹圄的我來說，是個最大的安慰。我藉著勞改隊休假之際，把手稿帶到家中叮囑我母親。家中什麼東西都可不要，千萬不能把這部二十七萬字的稿子給丟掉。到了「史無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年代，我的這部手稿到底還是和我的藏書，一塊化成了紙灰，飛上了九天。

惋惜是沒有一點用處的。當一九七九年黨召回她蒙冤的兒女后，我當即回升了重寫這部長篇的力量。當時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家百廢待興，迫於革命良知，我暫時把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設想放下，而投入了「反思文學」的創作。但在寫《大牆下的紅玉蘭》、《泥濘》等中篇小說的同時，開始了《北國草》的重新構思。因為時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寫五十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說，既有一個站在歷史高度剖析生活的問題，又有一個歷史感和時代感融合的問題。當初，楊華、徐世華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擁有四十八萬畝土地、每年上繳國家七八千萬斤糧食的寶地；小夥子楊華從一個墾荒隊隊長，已經變成一個國營農場的副場長；姑娘徐世華，經歷了北大荒的生活磨鍊，已經成為**黑龍江省省委委員。我該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這些生活的巨變描繪出來呢？這時，當年的墾荒隊員——現在的機械修理能手杜啟，從北大荒來北京探親，特意來家裏看望我。他建議我着重描寫他們初到北大荒時的創業艱辛，刻畫出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風采。他的話對我很有啟迪，我決定把作品的立腳點放在八十年代，把視線的焦點對準五十年代，力求使這部長篇小說既有歷史感，又具有新時期的特色——道理很簡單，因為我是寫給當代青年朋友們看的，不注意到這一因素，作品將會為之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