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者與編輯的緣分（3）

十幾年前，一家雜誌約我寫過《我與編輯》這樣的專欄，第一篇我就寫了道恰君，因為他在我的文學生活中，實在太重要了。接下來，還打算寫其他做過我責編，和並未編過我稿子的幾位我從心裏感佩的編輯，誰知寫道怡的《我與編輯之一》刊以後，雜誌不再來催，也就沒再接續下來。

我記得，當我提筆寫《我與編輯之一》時，是從那推拭不開的一次大年三十晚上，返回工地深夜擺渡的景寫起。那時，我還未使用電腦，否則我就把原文調過來了。南方地區的冬天，飄灑著那種無聲的冷雨，我站在河邊，招呼對岸的船家載我過去。打成右派以後，我就被配到工地勞動，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吃遍了所有的苦頭，有些中國人，別看他文化低，在折騰無反抗能力的人方面，不但表現得有心計，而且歹毒。

譬如，准許我回家探親，卻不可以在家過年，於是，大年夜，山路上幾乎沒有行人，只有我這樣一個右派分子，踽踽地在雨中趕路，因為規定必須在大年初一前歸隊銷假。

後來，我看過一部蘇聯電影《兩個人的車站》，也是一個外出的人犯，拚命趕回監獄，不敢有誤的故事，斯斯景，使我想起那次夜渡的細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在小西天電影資料館放映室的座椅里，不禁潸然淚下。橫豎誰也不會注意我，便任著那淚水流下來，連衣領都濕了。

這一切的痛苦，都是《改選》帶來的嗎？其實未必，許多沒寫「惡毒」小說的人，不也一劫不復了嗎？這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為歷史付出的代價，直到今天也不能喚醒那些整人狂們半點懺悔之心。

有一位同行，他前不久已經故去了，文壇也稍稍安生一些。按說，講死人的壞話，已無必要，更不道德。但他明的「娘打兒子」的謬論，流毒甚廣，實在是誤人不淺的。因為他的論點，實際上給那些手上沾著右派血淚的整人者，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援助，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們惡行的鼓勵和肯定。而這謬誤的論點，在討好中所宣揚的「臣罪當誅兮」的哲學，所倡導的永遠也改造不好的原罪感，所標榜的以夾緊尾巴為榮的狗態，也使那些整人者，更加有恃無恐，更加為非作惡，來折磨知識分子了。所以「娘打兒子」謬論不隨他死而死，一遇機會，這些整人者仍會振振有詞地，理直氣壯地舉著棍棒，撲將過來，因為你說了，我是娘！

一個人被打了，還高喊打得好，打得應該，打得我好高興，好快活，那麼此人不是神經病，也是白痴。魯迅先生說過，一個人甘心作他的奴隸，也許無可指責，但做了奴隸，還宣揚奴隸哲學，還動員別人也俯帖耳地當奴隸，那就十分地可惡了。

李清泉老師在一篇文章里，談起過《改選》的事，「剛剛處女作問世，該算一喜吧。可是立即被置於死地了。他是二十才過頭不久的稚嫩之年，能想得通嗎？能支撐得住嗎？」因此，他說：「我每每對他歉疚於懷。」道怡君在去年《時代文學》表的關於我的長文里，也有這樣的表示。其實，不必如此記掛在懷的，不是表了我的《改選》，使我倒霉，而是我們自身的軟弱，不敢抗爭，才助長或縱容了那些整人者，得以肆意妄為地糟蹋知識分子整體，我不過沒有僥倖例外而已。再加上這班高唱「娘打兒子」者助紂為虐式的示範，把屁股撅得老高，迎接打過來的板子，還要表示打得自己如何心誠悅服，愜意舒服。於是，我要渡過這條夜雨閈閈的河，我要在零點以前到達工地。

叫了好一會，那位在屋裏圍着炭盤，暖暖和和地吃年夜飯的擺渡人，才疑疑惑惑地提着馬燈走出門來。他大概不相信大年夜，在這人煙稀絕的山區里，還有誰會不在家團圓？

我揮舞着手電筒簡，那急迫的求渡之心，他肯定看出來了，這才下到河坎，跳上那條渡船，解開纜繩，順着鐵索，扳動攪棍，慢慢地過到河這邊來。

那條雨中的船影，漸漸靠近，攪棍的軋軋聲，愈來愈響，高興的心自是不必說的了。過了河，再走上個把小時，山腳下，也就是工地。所以，見了這位擺渡人，不由得格外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