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與編輯的緣分（1）

一次，《人民文學》的李敬澤和我談起，他編一部當代短篇小說集，在通讀了五十年代的大量作品以後，突感想：「老闆——」他總這樣稱呼我，因為我們曾經一起同事過幾年，「恕我不客氣地說，五十年代把你打成右派，好像也不甚冤枉，你們那一代人的小說，看了以後，就數你這篇《改選》，最為『惡毒』呢！」

對於這位年輕朋友的論點，我只有啼笑皆非。

如果說《人民文學》的崔道怡，算是京城四大名編的領銜人物當之無愧；那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話，李敬澤，則是年輕一代編輯中的翹楚了。他的評論文字也是寫得十分揮灑自如，所以，他對於《改選》的評論，不能不說是頗有識見。

老實講，「惡毒」一詞，並非始自他的褒譽，五十年代，當時的大作家之一——周立波先生就用這個詞批過這篇小說的。由此可知，懂得小說之為小說，了解小說創作的其中三昧，第一是寫小說的人自己，和也寫小說的同行，第二是編小說的人，第三，才是評小說的人。因此，我不禁想，對於《改選》的「惡毒」說，這兩位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雖然內涵已截然相反了。

這樣排位，說起來也有些不敬，但不能不看到，時下廁身其間的，所謂評論家那支隊伍中的某些爺們，對不起，狗屎者甚眾，起鬨者不少，無知者更多，真正講出點道理，哪怕隻字片語，像點穴似地命中要害，令寫作人和讀書人心折者，又有幾多？所以，這些年來為文，我寧肯相信編輯的第一感覺。同時，我也屢屢勸過一些年輕的同行，少給評論家派紅包。

因為編輯現作品，推出作家，是他們的天職，是一種本能的行為。凡出於敬業之心的編輯，無不要一期一期地編稿件，那是責無旁貸的事，印刷廠是訂好合同的，不能隨意拖延。逼得他必須及時對作品作出判斷，他思考的位序，先是作品，其次是作家，能用不能用，最為關鍵；而無任何契約關係的評論家，評多與評少，評好與評壞，評誰不評誰，想評不想評，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此，評論家對作家的親疏、近遠、好惡、生熟程度，是決定他評論的重要因素。他的思考位序，自然第一是作家，第二才是作品了。為二十個戈貝克寫一篇吹捧文章，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也許不幹，但不一定會被今人視作楷模。

所以，新時期文學能有二十多年的進展，文學期刊編輯們的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的努力，倒真是稱得上是功德無量的。

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們，真識貨者，編輯也！我不知道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怎樣嶄露頭角的？而從五十年代丁玲還十分當紅時，對葉聖陶先生特別恭謹的態度看，很大程度由於她的處女作《夢珂》在《小說月報》上表，現她的編輯，正是這位老先生的緣故。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像別林斯基推出果戈理的例子，還不曾見過，但願只是我孤陋寡聞。

但在當代文學史上，編輯把作者推到文壇上來的例子，多不勝數。一炮而紅，洛陽紙貴，一獎成名，衣錦榮歸，讓我這個一文而右，一文而黑，一文而差點把命送掉的倒霉蛋，艷羨不已。於是，我對李敬澤感嘆系之：「這篇《改選》，倒是一個初學寫作者的我，與初當編輯者的崔道怡一段緣分的開始。要是當年剛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分配到《人民文學》的他，把《改選》往字紙簍里一扔，又不知如何了？」

「也許從此與文學無緣。」他說。

但我說，無緣是可能的，卻未必能不當「右派」。

或許這是題外的話了，照着那時候提倡的階級路線，進城執政的農村幹部，以及他們所提拔信賴的基本上文化極低的工農幹部，對於知識分子的那種「非我族類」的排斥心理，是相當嚴重的。尤其自身無法於短時期之內知識化起來，就更增強一種敵視知識、仇恨知識分子的報復心理，恐怕我就甩不掉「右派」這頂桂冠。

即使我申請作狗，也不行。因為一條有文化的狗，對無文化的人，也會構成一種精神上的威懾。你寫了小說，而且不是很屎的小說，他不會寫小說，即使寫了，也很屎，偏他自我感覺認為應該比你強。可文化，知識這些東西，硬碰硬，縱有革命資本，也幫不了忙，於是，他只有在政治上壓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