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曾國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白楊坪（今屬雙峰）人。他早年熱衷於追求功名，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此後十多年間，他究心於詩古文辭、宗明理學，使他成為一名正統的封建理學家，有「儒臣第一流」、「一代儒宗」之稱。1853年初，太平軍向湖南進軍，咸豐帝命令吏部左侍郎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曾國藩從此棄文就武，從辦團練開始，募陸軍、水師，創立湘軍。1853年，曾國藩在湘潭發表反革命宣言書《討粵匪檄》，督師東下。4月初，太平軍在岳州大破湘軍陸師，接着，又在靖港重創曾國藩所率水師，曾國藩悲憤投水，被左右救出。適逢湘軍將領塔齊布在湘潭戰場獲勝，太平軍被迫退出湖南，曾國藩的湘軍才轉為優勢。同年8月以後，湘軍相繼攻陷岳州、武昌、漢陽，並在田家鎮擊敗太平軍水師，曾國藩從此控制了長江上游。1855年2月，太平軍反攻，湘軍水師的湖口慘敗，曾國藩再次投水，被左右救出，后率殘部困守南昌。次年秋，乘太平天國天京變亂之際，重新聚集兵力，發動反攻，再次佔領武漢、九江、安慶等地。

1860年，升任兩江總督。次年，節制浙、蘇、贛、皖四省軍務，分兵三路同時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圍困天京。1864年7月攻陷天京，曾國藩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

1865年調任欽差大臣，對捻軍作戰，因屢戰屢敗，遂自請開缺留營。後任直隸總督，又調兩江總督。1872年六十二歲時死於南京。著作輯為《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一生活動，可分為兩個時期：1811年至1852年為前期，主要從事科舉、研究學問；1853年至1872年為後期，這一時期的活動，使他成為近代軍事史上影響廣泛而深遠的風雲人物。著名的護國軍將領蔡鍔認為：他的「事功言論，足與古今中外名將相頡頏而毫無遜色」。可見，曾國藩在近代事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和重視。

從1893年～1872年，曾國藩以近20年的時間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他在世時，有「曾剃頭」、「曾屠戶」之稱，而清朝統治集團則給他掛上「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這些截然不同的評價，一方面說明曾國藩手段殘酷，血債累累，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曾國藩在軍事策略上確實有高於其他清朝將領之處。

當曾國藩辦團練、創湘軍的時候，正當太平天國建都金陵不久，太平軍即溯江西征。曾國藩的基本對策是：首先集中水陸兵力，消滅進入湖南的太平軍；沿長江北上，略取武漢，扼上游形勢，使自己處於主動地位；爾後再圖九江、取安慶，擊破天京屏障，斷絕天京糧源，最後圍攻天京。為了實現自己這一整套戰略構想，曾國藩始終在關鍵時期把握住戰略重心。這裏僅舉兩個事例加以說明。

1853年太平軍西征軍進入湖北作戰，咸豐帝在二十多天內，連下四次詔書，命曾國藩率領湘軍，迅速支援湖北清軍作戰。但曾國藩卻沒有立即出師，而是上奏「暫緩赴鄂」，以專力興辦水師。他明確地提出，只有先辦好水師，才能出師作戰，否則「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與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咸豐帝不得不批准創建水師計劃，后當曾國藩埋頭籌建水師之際，咸豐帝又迫不及待，親自硃批要曾國藩「激發天良……赴緩，以濟燃眉」，但這時曾國藩的水師尚未建立就緒，便以「餉乏兵單」，「必候張敬修解炮到楚，……稍敷配用」為由，再次奏請暫緩出兵。結果，曾國藩在水師建成后，於1854年3月底，在湖南湘潭戰場大敗太平軍水軍，迫使西征軍退出全湘。

湘潭戰役后，湘軍從湖南出發，以「建瓴而下」之勢，攻陷武漢，控制了長江上游，實現了曾國藩第一步戰略計劃。

又如，1858年，翼王石達開率軍轉進湖南，同時捻軍縱橫黃河、淮河流域，威逼直隸，清政府對用兵重點不知所措，有以石達開軍為攻剿重點，主張尾追不舍等議。

曾國藩分析當時形勢，認為石達開軍今非昔比，一旦脫離天京，「竄擾楚、粵、流賊之象也」，成不了大氣候，無需跟蹤追擊；「皖、豫諸捻，股數眾多，分合不定，亦流賊之類也」，不足為患。而「逆賊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竊號之賊也」，當全力剿滅，因此提出，「目前要策，必先攻安慶，以破其老巢」，一旦攻下天京，則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賊匪」不難戡定。曾國藩的直搗天京的謀略是有遠見的，不久，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主張，命其署理兩江總督，向蘇浙進軍，直搗金陵。

十九世紀前後，近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衝擊著軍事領域，不斷引起世界各國軍隊不同程度的改革。在中國，也並不例外，最早推動中國近代軍制改革的，便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

1853年初曾國藩吸收明代戚繼光辦勇營的經驗，大辦團練，組建湘軍，一改八旗、綠營陋習，創造了一種新的軍事組織形式。曾國藩對清軍軍制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在兵源上，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傳統的八旗、綠營部隊採取世兵制，弁兵父子相承，世代當兵為業。這固然保證了兵源，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兵惰將驕的惡習。曾國藩為了不使湘軍染上綠營的種種惡習，規定湘軍士兵主要招募健壯、樸實的山鄉農民，不僅不收營兵，也不要「油頭滑面、有市井氣的、有衙門氣的人」。而且官勇數額不定，全部招募，且隨着形勢的變化和需要的不同，隨時增減或裁撤。

在編製原則上，講究定製。原來綠營的編製，分為標、協、營、汛四種基層單位。

各基層單位沒有統一的級別和人數，指揮系統不明確。曾國藩創立湘軍就有十分明確的編製，曾國藩作為大帥，指揮統領，統領下轄分統，分統以下就是湘軍的基層單位營，每營級別劃一，人數固定，一營如此，千營都一致，水陸兩軍也都略同。這樣的軍隊編製，平時便於訓練，戰時便於部署。

在任務職能上，綠營部隊是多方面的，包括鎮守、差役、河工、漕運、守陵等，雜務過多，必然影響軍隊素質下降，為了避免這些弊病，曾國藩着意把湘軍建成一支功能單一的部隊，即明確湘軍的唯一任務就是作戰，免除任何地方雜役。另外，湘軍一建立就是作為一支機動部隊使用，哪裏有農民革命就撲向哪裏。在這個意義上講，湘軍類似大規模的野戰兵團，不像綠營主力只是作為地方治安部隊存在的，這使湘軍的性質更接近部隊。

在兵種組成上，改變了綠營單一的陸軍成分，以及武器配備上的單一狀況，以陸師為主，水師獨立成軍，步、水、馬三營皆有，為戰爭中的協同作戰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同時，對於編製上的各兵種，能較合理的配備各種武器，發揮武器效能，如在陸師各營中就編製有劈山炮、抬槍、刀矛、小槍等隊，增加了綜合作戰能力，這種混合兵種正是近代軍隊的特徵。

曾國藩在進行軍制改革的同時，還較成功地解決了湘軍餉源問題，從而使湘軍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得以發展，逐步使湘軍由輔助性的武裝力量成為獨當一面，自成體系的新式軍隊。

談到曾國藩，人們常會想到軍閥專制和割據，認為他創立的湘軍制度是近代軍閥制度的起點，還認為他是近代軍閥的鼻祖。應該怎樣看待這個問題？首先，應該肯定曾國藩一手創建的湘軍帶有極大的私屬性。

第一，在思想控制上，曾國藩的辦法之一是搞「訓家規」，反覆告誡士兵在湘軍中如同在家一樣，唯有孝敬和服從家長——大帥的意志。長期下來，士兵思想中只有大帥而沒有皇帝，只有湘軍，而沒有朝廷。

第二，在經濟上，以往各地綠營兵等正規軍皆由清朝中央政府供餉，一切費用出自國庫，軍隊自然聽命於朝廷。湘軍原非朝廷正規軍隊，兵部是不給湘軍提供餉銀的。

曾國藩主要靠自己動手籌集餉需，以厘金、關稅、捐輸等收入來源供養部隊。這種由個人控制的、而不是由國家調撥的地方經濟收入，對維持一支私屬性極強的軍隊，無疑有着重大意義。同時，曾國藩不惜以重金收買湘軍士兵，親兵、護勇，每名每日給銀一錢五分，高出綠營兵士餉給的三倍。這樣，湘軍士兵在得到口糧和賞賜后，他們深感湘軍將帥的私恩，而不是「國恩」和「皇恩」。因而，湘軍名為清朝的官軍，實際上是統兵將帥的私產。

第三，在組織上，由於曾國藩改世兵製為募兵制，各級弁兵層層選募，進退棄取皆由長官決定。這樣，就出現由私人關係轉相招引，軍官則憑個人好惡任免的情況，導致兵為將有，將為帥有、層層節制，使湘軍變成一個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武裝集團。更為重要的是，曾國藩在整個湘軍中有嚴密的封建宗法組織：其一，湘軍是一支以湖南籍人為主的軍隊，據有人統計，湘軍幫辦、營官以上共一目八十三人中有一百四十九人籍貫可考，其中湖南籍人有一百二十四人，佔83％；其二，把保甲連座法運用到部隊中；其三，在湘軍內部，「營是一種父系組織，營官可以被稱為父老。哨官可以被稱為小兄弟，士卒被稱為子弟」。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辦一方之匪徒」。

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湘軍制度影響的擴大，湘軍的私屬性作用越來越突出，而產生這些私屬性的湘軍制度亦為曾國藩的後人所接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曾國藩制定的湘軍是近代軍閥制度的起點或萌芽。

其次，還應該看到，造成後來脫離中央制度的軍閥制度，並不是曾國藩的本意。

如果說曾國藩從創立湘軍開始起就懷有個人野心，向中央政權鬧獨立、要權力，那是不公允的。其一，曾國藩的思想體系是屬於封建時代的儒家思想，是以維護封建「三綱五常」、維護封建統治為核心的。無論從政治思想到治軍思想，從創建湘軍到最後病逝，從理學家發展到洋務派，曾國藩始終沒有脫離儒家的核心，沒有割斷同儒家的思想聯繫。因此，儒家忠君的思想是不允許曾國藩有脫離中央的越軌行為的。其二，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核心力量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政治覺悟低下的農民，即所謂「儒生領山農」。中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長期受封建正統思想訓練，終生以忠君衛道為職責；而中國農民階級當時是一個被動的階級，他們深受幾千年不斷被宣傳的「三綱五常」等儒家思想影響，因此，他們容易和曾國藩的思想相一致。其三，曾國藩創辦湘軍，改革軍制，意在挽救清王朝的滅亡。但由於湘軍制度造成的私屬性，同時動搖了清王朝的軍事基礎。對這一嚴重後果，曾國藩完全處於當事者迷，至死也未能認識到。

其四，曾國藩握有重兵，確實有條件向中央鬧獨立，要權力，但在實踐上，曾國藩卻一直在接受清廷的命令和調遣，不曾也不可能抗命，因為清政府一直沒有喪失對曾國藩的約束力，曾國藩個人的榮辱貴賤全在清廷的掌握之中。如太平天國失敗后，曾國藩就被迫自剪羽翼，解散了自己的軍隊。從中我們看出曾國藩本人雖然沒有去削弱清廷統治力量的意圖，但在客觀上，他制定的軍事體制，卻在近代中國反動統治階級政權更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正是在這一點上，近代史上的新舊軍閥都尊奉他為開山鼻祖。

太平天國革命前，清政府沒有自己的海軍，僅有綠營水師。綠營水師分為外海和內江兩部分，它們僅作為陸軍的附屬，「均為捕盜緝奸」而設，實不能作戰。相比之下，太平軍於1852年底，在湖南益陽、岳州等地建立水師，粉碎了清朝「廣西炮船」、「江南水師」的抵擋，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

在當時的形勢下，曾國藩十分清楚，要攻克天京，首先得控制長江，而控制長江，便要有一支比太平軍水師更為強大的水師，長江千里，「必以戰船為第一務」對付太平軍，「非舟楫無與之爭利害」。於是曾國藩不惜重金，努力搞起一支內河水師，且在技術裝備上，大大超過了太平軍。經過幾年激戰，曾國藩不僅依靠湘軍水師奪取了長江水面的控制權，而且將湘軍水師發展成為獨立的軍種，能密切配合陸軍作戰，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如1863年6月，曾國藩在圍攻天京時，調鮑超率陸軍攻佔浦口，隨後掩護水師攻陷了太平軍堅固設防的九伏洲。湘軍水師的這一戰果，不但突破了太平軍的長江防線，而且完全切斷了天京與江北聯繫的唯一通道和物資供應線。關係委實非淺，可以說是圍攻天京的第一個關鍵性勝利。所以清政府在重占金陵后，論功行賞，稱「論平寇功，以國藩創立舟師為首」。

湘軍水師的籌建晚於陸師，它是在曾國藩移駐衡州后開始的，但是在湘軍系統中，水師的技術裝備遠遠勝於陸師。從它成立之初起，曾國藩便多方採購大量的洋槍洋炮，用以裝備水師，他的炮船非「夷炮」不用；相繼在湖南、江西等處正式設船廠制戰船，使船廠為湘軍水師提供可靠後勤保障；拋除舊綠營水師的積習，加強湘軍水師訓練。

這樣，就將湘軍水師建成為當時中國技術最先進的內河水師，而不是一支照例使用舊裝備的地方部隊。

對湘軍水師的發展，曾國藩的眼光是深遠的，他能正視水師和近代海軍的差別，他說「輪船之於長龍、三板，大小既已懸殊，遲速更若霄壤」，深感水師不適於出海作戰，船隻亦不能與西洋輪船相比。因此曾國藩乃萌生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想法，決心試製新式船隻，建設近代海軍。1861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了我國第一個近代軍事工業——「安慶內軍械所」，該所不僅製造洋槍洋炮，而且還成功地仿造出了中國的第一隻小輪船——「黃鵠」號木殼小火輪，中國近代造船業由此開端。曾國藩還派容閎去美國採購機器，籌建了江南製造局，生產出了一些兵船及船上大炮。他還以江南製造局為中心，建立上海編譯局，大量翻譯有關船炮製造和海軍技術等方面的外國書籍，這些書籍使中國更深入了解西方船炮技術，促進近代海軍的發展。他還會同丁日昌初擬核定外海水師章程，提出建立三支海軍，其中「浙江、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麵」。以後清朝的南洋、北洋、福建三大海軍艦隊的建立和佈局，基本上沒有脫離曾國藩最初的設想。由此可見，曾國藩對近代海軍的影響和作用是十分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