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1章 心中有氣

曾子祥客觀的回答道：「在香港，我還是第一次打官司，正拭目以待。而在內地，我們講求的是執法為公。當然，我們一些法院也存在有時候執法不公的問題，正在糾正當中。」

「那麼誹謗法不就限制了言論自由么？」

曾子祥不贊同記者的說法，「誹謗法不是制裁言論自由的。國際上公認的觀點是：誹謗法是力求維護言論自由和人格權的平衡，所以是保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誹謗法制定各種各樣的規則，使言論自由和人格權的衝突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一些國際人權公約都是把兩者作為一對矛盾來規定的，香港人權法案也體現了這個精神。言論自由和名譽權都是基本人權，這兩者必須得到合理的平衡。誹謗法就提供了一個平衡器。」

「關於這次基金會訴港媒侵權一案中，採取證明內容的真實性由誰主張誰舉證，我們的媒體表示不太理解，這不是有違抗辯理論么？」

證明內容的真實是新聞媒介在誹謗訴訟中全面抗辯的第一項理由，這也就意味着誹謗的被告要來證明誹謗的真實性。比如你發表文章說希望工程有貪污，那麼你就要舉出事實來。舉不出貪污的事實來，就要在誹謗的官司中敗訴，承擔誹謗的不利的法律後果。按昭內地法律規定，新聞侵權案不論刑事還是民事，證明真實的責任主要是在原告。刑法把「虛假」規定為構成犯罪的要件，即「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這樣虛假就成為誹謗的構成要件。按刑法和刑訴法，證明有罪的責任在原告，被告不需要自證無罪，所以起訴誹謗罪，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的言論是虛假的，而被告能否證明自己言論是真實的，不是法定的責任。

對這一點，不僅媒體有些不理解，許多居民也不一定清楚，曾子祥覺得這記者故意搞理論方面的彎彎，但又不好言辭批判，如果一個言論不當，香港媒體亂捅出來，那就有口難辯了，他不想圍繞這個多說，畢竟屬於法律理論方面的一些東西，自己也不是專家學者，哪能樣樣精通呢。

他淡淡的道：「這方面的理論，早就鋪天蓋地，專家學者論述較多。我倒是可以舉一個例子，讓你能有一點直觀的感受香港和內地的區別：比如記在街上看見商店一位營業員罵人，寫了一篇短文批評這個營業員，營業員完全不認帳，告記者誹謗，而記者也沒有記下被罵的顧客或者旁觀者的姓名，更沒有現場錄音，就是說無法舉證，而營業員也舉不出他沒有罵人的證據，這個案子怎麼判呢？在香港就要判記者敗訴，因為他未能實行真實抗辯，在內地如果嚴格執行上述原則的話就應當判營業員敗訴，因為他無法證明新聞的虛假。我要說明的就是，如果將誹謗訴訟的舉證責任在被告的原則貫徹到底的話，對新聞媒介有利，也就是說對保護言論自由有利。但在實踐中，判決上可能會寫道：所述新聞沒有事實證明，因此新聞構成侵權。因此我個人認為，無可證實的事實不可報道。中國司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裏有一個對事實的理解問題。什麼叫事實？法律上的事實同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是不同的。法律認為：能夠以證據證明的才是事實。法官會說：既然新聞媒介報道了一件事，卻沒有證據來證明，我又怎麼能認定你說的是事實呢？比方媒介說一個人貪污，媒介卻提不出證據，難道要被指貪污的人自證無罪嗎？所以要判處新聞媒介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

記者算是明白了，青基會為什麼會認為打這個官司一定會勝訴。

「曾書記，按照你的觀點，是否在這次官司中產生了疑問？」

「當然，最大的疑問是希望工程的許多賬目都搬到法庭上審查。這讓我非常不解，從誹謗法的角度上講，希望工程不需要證明清白，只需要港媒證明希望工程款失蹤到哪裏了就行了，否則就敗訴。可事實上呢？」

記者倒是理解這一點，「本案有關被訴方的那位媒體寫文的記者不到場作證，確實會讓人氣憤，我能理解。」

「我沒氣憤，只是不理解。」曾子祥的嘴上這麼說，但語氣早就出賣了自己，「本案中，被訴方唯一的證人、記者表示放棄作證，這就是說，港媒對於自己涉訟文章無法履行舉證責任，按照法規，被訴方舉不出證據證明希望工程有貪污，他寫的幾段話都沒有根據，那麼他就要承擔敗訴的法律後果。可當年青基會對港媒的不實文章發表聲明后，港媒卻說，如果青基會能夠提供具體證據，證明我們失實，我們願意更正，他們這是把責任完全顛倒過來了嘛。」

任誰也可以聽出來，他是心中有氣！

記者點着頭，道：「可我們卻看到了青基會在這個案子裏，不僅要證明自己在媒體所寫文章中的幾件事情上沒有貪污，而且還要證明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沒有；不僅要證明文章發表時沒有，就是在文章發表以前也沒有。這個案件的數字特別多，這是因為根據被告律師的要求，你們實際上將來自香港捐款的所有原始單據都送到了香港，接受雙方律師的審查。確實有些讓人……」

曾子祥打斷了他的話，道：「希望工程是十多年的工作拿到了香港法庭上進行檢驗。」

事實真是這樣，庭審中盤問了青基會負責人，可等到要盤問撰寫不實報道的記者時，他竟然說不來出庭作證了。從媒體的角度來看，我不但寫文章誹謗了你一番，等你告我，我又通過法庭再次審查了你一遍。等到審查完了，我不說話了。

任誰打這個官司都有氣，即便贏了官司仍是如此。

曾子祥繼續談道：「港媒對希望工程的誹謗造成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這關係到希望工程的前途。希望工程是真誠和崇高的社會公益事業，她是清白的。我們認為，通過訴訟能夠制止謠言，還希望工程清白。而且我們在工作中始終強調：這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人人都要不斷從中凈化靈魂，如果誰耐不住貧寒和寂寞，可以另謀高就。這場官司，決不是為了一己之利，港媒讓我們所有參與希望工程的人的情感受到褻瀆。」

記者：「你們敢打這個官司，就是因為自我感覺做得很好？」

曾子祥沒有正面回答記者的話，而是說：「古人有一句話叫無欲則剛，為什麼敢打這場官司？因為我們心裏非常坦然。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場訴訟，使希望工程的純潔性更加被世人所了解。在法律的監督下，在法律面前，希望工程沒有什麼好隱瞞的東西，希望工程將更加透明，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

「內部的問題呢？」

「內部的問題只是運行管理中出現的一些需要改進和完善之處，並非希望工程本身的問題。」

長達十天左右的審理結束了，但曾子祥回到京城兩個月過去了，遲遲沒有結果。此案為何遲遲未判決？其中有什麼奧秘或原因呢？對這一點，曾子祥倒是早有預料。因為按照香港法律規定，誹謗案一般應有陪審團。在市民中隨機抽選組成陪審團，人員水平參差不齊。此案專業性較強，涉及到財務等專業知識方面，雙方證據篇幅大。開庭時，法官提議不設陪審團，原訴被訴方都表示過同意，這樣做，庭審效率會較高。但在最後判決的時效上則相反。有陪審團時，由陪審團當庭判定，時間較短。由法官判決則要對控辯雙方的證據理由進行分析判定，要寫出詳盡的判詞，判決結果成為香港的判例。判決時間較長，這是正常情況。

這個等待宣判的漫長時期，內地、香港和海外華人都廣泛關注，這是因為希望工程這一事件本身備受社會關懷。青基會和參與這一案子的國內法律界人士，對香港法律制度還是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當然從程序上講，在香港的這個訴訟案排期長和高額的訴訟費用，也應了中國一句老話：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這個官司的訴訟費用高達六百萬港元。

三個月後，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港媒誹謗罪名成立，需賠償青基會名譽損失及善款損失共計一千萬港元。這個賠償額度遠低於預期，甚至比訴訟費還低，但曾子祥認為值得，因為裁決還給了青基會以清白！

不僅他這麼認為，當判決到達的時候，國家有關領導人也是這麼認為的，並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對曾子祥表示慰問，「這事兒辦得漂亮！」

伴隨這個判決誕生的還有審計署對希望工程的審計報告，雖然仍採取了非公開的方式，但對希望工程及青基會的相關財務審計結果還是小範圍進行了通報，核心就兩點：一是財務方面確實存在問題；二是管理上確實存在漏洞。

有了這個審計結果，青基會人事調整就勢在必行了。團中央書記辦公會上，曾子祥彙報了這將近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請討論青基會秘書長新人選，並以個人名義表示不同陸俊生辭職，並由其繼續擔任青基會賬務部部長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