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1章 盛衰

牛河梁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果只是普通事件那麼四天四夜足以解決完成，那麼不管是什麼目的教授也該有消息了，顧青也該有消息了。

有件事我一直在衡量，因為我現在可以在凌源縣城報警，報警顧青失蹤，我想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以外再也沒有人會替她報警了。但是我腦子裏總有一種信念，這事她自己能解決，我也能解決。

這樣的想法有些可怕，一念之差就可能釀成滔天大禍。

似乎時時刻刻我都面臨着新的選擇和抉擇，我真的很想能夠自由自在的在牛河梁做田野考察，做自己專業的事情，毫無顧慮的。我知道韓城是不願意刺激我才沒有跟我分享他的實習經歷，他在良渚。

就在七月世界遺產大會上的那一槌落定，良渚遺址成了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新名片。

而早在這之前，良渚已經5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一次入選「世界十大考古新發現」。

這背後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前赴後繼地以80多年的時光，拂去5000年的塵土，展現了良渚先民的夢想與榮光。

如今的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綠樹蔥蘢，河道縱橫，生機勃勃。在熹微的晨光中，良渚先民似乎迎來了重生，正在講述一個古老王國的輝煌。

良渚，一眠數千載，直到上世紀30年代，才被一位24歲的年輕人悄然喚醒。

他叫施昕更，當時任職於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施昕更不是一位專業的考古人員，卻對家鄉良渚和古物有着天然的興趣。他無意中發現，當地很容易找到的黑陶片和資料中的遠古文物甚是相似。

難道這裏也曾是先民生活的地點？

不久，省立西湖博物館出面報請當時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決定在良渚一帶進行考古發掘。得知批准消息后，施昕更欣喜若狂。

1936年12月初，由施昕更主持在良渚棋盤墳遺址，也就是他撿到陶片的地方，進行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

這是良渚遺址的第一次正式田野考古發掘，也是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后在長江下游地區的第一次考古發掘，由此揭開了探究我國東南沿海古文化的序幕。

遺憾的是，考古報告尚未印刷，杭州已被日本侵略者佔領。施昕更隨博物館一起遷到浙南山區，一路都帶着《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的手稿。直到兩年後的1938年，幾經波折，這份報告才在上海問世。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良渚博物院看到這份報告。施昕更為此而作的卷首語即是「謹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

差不多與此同時，後來曾任浙江大學人類學系器物學教授的何天行，也注意到了良渚黑陶的特別之處。

尤其是1935年冬，他在良渚發現的一個橢圓形陶盤中，注意到了十幾個刻劃的原始文字。從甲骨文和金文中，他找到與之相類的同形字進行對比，認定這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古越族的文化遺存。

何天行撰寫了《杭縣良渚鎮之石器與黑陶》一書，並由蔡元培先生題籤書名，作為吳越史地研究會叢書第一種於1937年4月出版行世。這是介紹良渚文化最早的一部文獻。

自此之後，考古發現不斷在良渚上演。從「良渚遺址」到「良渚文化」再到「良渚文明」，附加在「良渚」一詞之後的內涵，越來越深遠。

1959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節點。這一年，國內考古權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將良渚遺址為代表的這片史前遺存命名為「良渚文化」，這屬於當時中國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之一。

從此，「良渚文化」開始變得廣為人知了。

上世紀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窯鎮西北的吳家埠建立了「良渚遺址考古工作站」，良渚的考古發掘進入了一個高峰期。

1986年正逢良渚遺址發現50周年，紀念活動定於11月在杭州召開。作為東道主，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拿什麼樣的學術成果來迎接這次盛會？

反山遺址的發掘就是準備工作中的一項。當時，反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如果不是有廠家要在這裏取土，可能發掘還未必那麼快地提到日程上來。

領隊王明達回憶，在一個雷雨之夜前，他們清出了一塊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塊。由此，經過100多個日日夜夜的緊張發掘，良渚大墓現身在世人面前。也是在這裏，出土了後來大名鼎鼎的「玉琮王」。

在那一年的紀念會上，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教授講道，浙江史前文化有了兩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第二年，考古隊又發現並挖掘了瑤山遺址。當時的發掘條件相當艱苦，山頂上風吹日晒，吃住也十分困難。考古隊員們為了避免來回奔波，不得不住在附近公安局下屬的安康醫院裏。

好在瑤山的表土不深，僅有20多厘米，所以發掘進展很快，短短一個月時間，就挖了近600平方米，清理出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當時擔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的牟永抗說，單就玉器而言，這兩次挖掘，數量、品種或花紋均超過以往歷次發掘所得良渚玉器之總和，還發現了許多新器種、新紋飾，成為良渚玉器一次轟動性的空前大發現。

時間推進到1992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衛東在遺址的一片台墩上試掘了一下，發現有一層堅硬的沙土。他頗感奇怪，沙土通常是沖積形成的，在一個10來米高的台墩上怎麼會有沙土，莫非是人工搬運上去的？

為了揭示這片沙土的真實面目，省考古所楊楠、趙曄等組成考古隊，在這片後來被命名為莫角山的土墩上挖掘了近一年的時間，揭露面積共計1400平方米。這次發掘讓莫角山的廬山真面目開始顯露。

首先，它的體量巨大，是已知良渚文化最大的單體遺址；其次是形態規整，早期航片里能清楚地看出它為長方形高台；此外它上面有施工考究、工程量浩大的沙土夯築廣場，廣場上還有禮儀性建築的大型柱坑。

這種格局只有一種可能，即它是良渚文化最顯赫的權力中心，就好比明清時期的紫禁城。

1986年至1993年，莫角山大型人工營建土台和匯觀山祭壇及權貴墓地等重要遺址陸續發掘，和反山權貴墓地、瑤山祭壇及權貴墓地一起，奠定了良渚遺址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進入21世紀，良渚仍然給考古工作者不斷帶來驚喜。尤其是良渚古城的發現和確認，標誌着良渚遺址進入都邑考古新階段，開啟了通向良渚王國的大門。

2006年，現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劉斌帶領考古隊，到杭州餘杭區瓶窯葡萄畈遺址試掘一塊不起眼的池塘邊的低地，在這裏，他們發掘出一條良渚時期的古河道，遍佈良渚先民傾倒的生活垃圾。

考古隊對河道東岸的高地進行解剖，有一些奇怪的石頭。原來，高地底部鋪了一層石塊，全是稜角分明的碎石。石塊上，是人工堆築的黃土堆積，厚度近4米。

著名考古學家，後來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張忠培，聽聞這個消息之後，多次來到遺址考察。他興奮地說，新發現的大型石砌遺跡規模如此宏大，在中國同時期中還沒有第二個。

考古隊就從這塊高地開始，向南、北方向鑽探和試掘，順藤摸瓜，它的輪廓漸漸顯現、豐滿。一年多后，一座總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古城，躍然眼前。原先一個個獨立發現的良渚遺址，彷彿一粒粒散落的珍珠，如今因為有了一道城牆，都被串聯起來了。

良渚外圍水利系統的發現同樣具有戲劇性。

早在1987年，王明達在大遮山南麓考察時，發現了一條長長的土壟，呈東西向，連綿約5000米，觀察剖面可知是人工堆建而成。但是，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條長壟的建造時代和功能。直到1995年以後，長壟里陸續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的陶片、石器和玉器殘件，長壟才被確定為良渚時期的建築遺跡，被命名為「塘山」。

塘山是做什麼用的？

其中堤壩之說尤其令人興奮，若能成立，那麼，這裏將是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但問題是，這條堤壩孤零零地橫亘在大遮山南麓。山洪可以從兩側繞進遺址群，起不到防洪作用。

轉機出現在2011年，一張1969年的美國衛星影像圖片解開了重重疑雲。考古所研究員王寧遠介紹，他們正是在這張圖片中發現，塘山西南側有一連串大致呈東西走向的小山，而小山之間的谷口位置，都連着一條細長的壟。考古學家立刻前往現場勘探，很快就確認，這些壟都是人工修建的堤壩。

原來，這一連串自然的山體，都被人為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閉環。水壩年代在距今4700年至5100年之間，屬於良渚文化早中期。

這又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遠古大工程。

從施昕更偶然獲取良渚黑陶到現在，80多年過去了。和延續千年以上的良渚文化相比，這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但我們後人對於良渚的了解，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在良渚，為此持續努力着的考古工作者也換了許多面孔，現在的考古所里，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

姬翔，在考古隊中負責地質考古。在他看來，良渚遺址里一塊普通的石頭，都可能隱藏着一段先民的故事。

宋姝，專事動物考古。她說，良渚遺址中出土了30多種動物遺骸，豬頭骨是出土頻率最高的，還有聖水牛的頭骨等，此外，在家豬和鹿的遺骸上還發現了屠宰、燒烤等痕迹，說明良渚人的食譜已經和我們很接近了。

2017年，在莫角山宮殿區的南部，一個叫做池中寺的台地上，考古學者又有了驚人的發現：這裏埋藏着兩處大面積的炭化稻穀堆積點，據推算原有近20萬斤稻穀。考古學家推測，這裏可能是良渚城的糧倉，這20萬斤稻穀，可能因當時的火災被燒毀，而它們又只是良渚古國糧食儲備的冰山一角。可以想像，當年的良渚城內，糧食富足。

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不斷豐富，需要解開的問號仍然很多。

良渚文明盛衰的原因何在？良渚先民又去了哪裏？

不管怎樣，從30萬平方米的宮城到280萬平方米的王城，從631萬平方米的外郭城再到100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良渚考古一次次刷新了學術界對良渚文化的固有認知，一步步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

面對這片遺址，考古工作者明白，他們目前的工作還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

良渚，值得數代考古人繼續投身其中，而韓城他們無疑會成為那裏重要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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