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七十八章：內閣總辭職

西尾壽造的求援電報發到東京之後，引起了軒然大波！

對於中國戰場上的形勢，日本國內的民眾以及大本營的高層一直以來都是相當樂觀的，因為自1894年以來，日本在與中國的屢次戰爭中從來都沒有輸過。

即便是當時中國擁有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和北洋新軍，大日本皇軍還是在海陸聯合打擊下贏了的戰爭的勝利，要不是當時俄國和英法聯合像大日本帝國施壓還遼的話，滿洲地區恐怕幾十年前就被帝國佔領了，那還有後面的那些事情。

所以兩年半以前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時候，大本營才敢以區區二十多萬的部隊悍然對着擁有兩百萬部隊的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

而戰爭前期的走向和大本營預料的差不多，大日本皇軍以絕對的優勢攻佔了中國沿海地區大部分的城鎮，甚至於還拿下了南京、武漢等大量的重點城市。

但是由於太過於瘋狂，所以這場戰爭逐漸偏離了大本營的控制，甚至於逐漸失控。

原本大本營的意思是這場戰爭最多打一年，就像1904年的日清戰爭（甲午戰爭）一樣，撈一把就撤。

這樣一來不但打擊了中國政府，削弱了中國的力量，其次還能揚威國際社會，提升日本的國際形象。

然而令大本營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政府竟然表現的如此硬氣，戰爭打了兩年多都沒有緩和的跡象，反倒是日本政府這邊快要撐不下去了。

事實上日本國內的情況遠比想像中糟糕，先不說經濟方面的情況，單單國際形勢就讓日本方面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原本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就向世界宣佈了東亞新秩序，然而這種根據偽滿獨立建立的東亞新情況，當然始終不會被英美等國所承認，它們是以維持現狀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

隨即，英美等國利用國際聯盟這個國際外交機構，對日本施加壓力，並且一再通過政府高級官員的聲明或抗議，極力牽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對日恫嚇聲明，至今還是記憶猶新的。中國傳統的所謂「遠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長了他們的這種態度。

隨着滿洲既成事實日趨穩定，英美等國壓迫和牽制日本的情況一時有所緩和。但中國事變—爆發，這種情況又加劇了。

昭和12年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談到中國事變和地中海潛艇問題並追溯到滿洲事變和意埃戰爭，譴責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國。同時說「我們雖然正在採取措施，盡量減少捲入他國糾紛的危險，但是在這個國際信義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壞的無秩序的世界裏，單純採取漠不關心的超然態度是無法徹底保證安全的」。

他的演說引起了轟動，被稱為羅斯福總統的隔離宣言，它表明了美國的世界政策和對中國事變以及對日本的基本態度，成了美國後來對日政策的基礎。

之後，美國國務院發去聲明，斷然認定日本是九國條約和凱洛格非戰公約的違反者。

英國雖然在事變開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變的方針，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它的對日態度是逐步強硬起來了。

羅所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上述隔離政策宣言以後，作為美國對日政策的強硬表示，實行了道義禁運。早在事變發生后不久，美國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隻向日本輸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7月l日，對日實行了所謂道義禁運。這是美英對日經濟壓迫的最初表現，此後美英逐漸加強其經濟壓迫，最終發展成為全面禁運。

日本曾於昭和13年11月3日借攻陷漢口之機，發表了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這個聲明的要點是：「國民政府如能放棄以前的指導政策，改變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來參加新秩序的建設，則決不加以拒絕。」

這項聲明表明了日本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堅強決心，但是卻因此強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國。

對此，美國立即作出反應，並向日本提出建議。其內容無非是要求按照九國條約的精神，恪守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和根據前面提到的平時原則，尊重美國的在華權益。

但是日本外務省對此卻不以為然，對此作出答覆時駁斥說：「當茲東亞天地正出現新情況的時候，想以適合事變前的事態的觀念和原則來原封不動地商量現在和將來的事態，確信非但絲毫不能解決當前的問題，而且也無助於東亞持久和平的確立」。

從此以後，美英等國的援蔣反日政策實際上便具體化起來了。先是美國向蔣政府提供了2500萬美元，英國提供了1000萬英鎊的援蔣貸款。

昭和14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國共同對日提議，不承認東亞新秩序；同月20日，國際聯盟理事會通過了援蔣決議。

3個月後，因天津問題而舉行的日英會談，當時天津英國租界發生了抗日分子對中國官員的恐怖事件，導致當地日軍封鎖了英國租界。

日軍認為天津英國租界本來就是抗日分子在華北破壞治安、擾亂經濟的策源地，為了解決這一事件，從7月15日開始，有田外相同英國大使克萊琪在東京舉行了會談，同月22日，雙方就原則問題達成了諒解。

根據雙方的備忘錄記載：「英國政府確認在中國正在進行着大規模戰鬥的現狀，並且承認，只要這種狀況繼續存在，駐華日軍為了確保其安全和維持治安，應有特殊的要求；同時認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於日軍而有利於中國方面的行為。英國政府應排除可能妨礙日軍達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為和措施，並指示在華英國官憲和英國國民使之確認上述政策。」

從表面上看英國是屈服了，但當時的情況是歐洲形勢告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英國在東亞對日本不得不採取綏靖政策。

但這決不意味着英國改變了對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國充當中國看門狗的地位由美國取而代之了。

自昭和14年1月以來，基本上保持沉默的美國，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條約。這對日本真是個晴天霹靂，從此以後，美國的援蔣反日政策便越發露骨起來了。

除了美英法等國外，日本與蘇聯的關係也讓日本政府非常的擔憂，中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對蘇態度一直貫徹保持北方絕對安寧的方針。

但是，使日本國民以及日本陸軍中央部心驚膽戰的日蘇糾紛，卻在中蘇國境地區發生了兩次。那就是昭和13年7月在國境東南部發生的張鼓峰事件和昭和14年夏季在國境西部發生的諾門坎事件。

對日本來說，這兩起事件只不過是因為國境線不明確而造成的純粹的國境糾紛，但它對正在處理中國事變的日本來說卻是一個嚴重的成協。

張鼓峰事件當時，日本陸軍正調動大部分兵力進行武漢作戰，面對多達20幾個師的遠東蘇軍，日本在滿兵力只不過6個師團。

而諾門坎事件當時，日本陸軍正處於調整對華長期作戰體制過程中，而對多達30個師的遠東蘇軍，日本在滿兵力只有8個師團。

原來，日本處理中國事變之所以儘力採取不擴大方針，也就是因為需要對付北方蘇聯的威脅，在用兵上受到極大限制的緣故。

以上兩起國境事體不管蘇聯是否有意，都起到了很大的牽制日本的效果。聯想到蘇聯和中國簽定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讓日本方面一致認為這是數量支持中國的姿態。

在此情況下，日本只能倒向美英等國的對立面，也正是在這一期間，日本和德國加強了雙邊合作。

而這個時候中國戰場戰局不容樂觀的消息傳到國內，這讓大本營和政府方面壓力很大。

圍繞是否暫停撤兵並繼續向中國戰場增派部隊，日本高層在五相會議上進行了反覆的討論。

這個五相會議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陸相和海相組成，從昭和13年6月以來為了迅速妥善決定處理事變對策以期萬無一失而隨時召開的，在過去的一年多兩年的時間裏妥善解決了很多難題，但是對中國戰場的問題卻始終遲遲不能作出決定。

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不知道怎麼搞的，這件事情竟然泄露了風聲，被媒體曝光了，直接導致日軍大本營和政府成為了民眾指責的對象。

由於日本政府主導撤兵，再加圍繞新設貿易省問題工作做得很笨拙，而此時日本全國性的糧食不足日益嚴重，這使得日本政府不僅失去了議會和社會輿論的支持，很快也失去了陸軍的支持。

在這樣的內焦外困的情況下，剛剛組建不到五個月的阿部內閣不得不夭折，於昭和15年1月4日宣佈總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