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9章 古董

一個考古文化絕沒有那麼容易揭開，所有隱藏的秘密對於現代人來說都成了未解之謎。即便是全世界最厲害最有經驗的考古團隊也只能破解其中極小的一部分，然而我們正是從這極小的一部分知道了歷史的真相和模樣。

儘管科學上講沒有辦法百分百驗證，但是只要相對準確率夠高那麼就足以讓現代人享用不盡，所以考古學中的互相印證十分重要。

傳世遺物無非是實物與文獻記載，歷史的終極目的是要藉助這些遺物復活人類的往昔，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然消失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結構的演變，即「精神領域」方面。

因此，19世紀現代歷史學興起以來一個偉大的史學發現就是把無形的思想觀念也納入歷史事實的範疇。觀念演變的歷史本身就是歷史的重要事實，這點對於考古學應有所啟示。過於強調考古學的優勢是為歷史研究提供實物，或堅持認為惟有考古發現才是真實可靠的史實，那就會人為地加大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與精神研究、考古學與藝術史之間的鴻溝。

考古學和藝術史天生就是孿生姐妹。它也是一門天然的交叉學科，我國的考古學始祖是宋代的沈括，他將考古學與視覺音樂、幾何學、冶金等融匯一體。歐陽修也是如此，他將金石引入了考古探究。

民國初年，王國維提倡將地下文物與書面文獻相互印證的方法。而考古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視覺研究」和「世界藝術研究」的性質。

考古學與藝術史的界線並非在於前者為後者提供真實可靠的物質材料，而後者在此基礎上進行美學與歷史闡述。其關係並非是潘諾夫斯基曾比喻的「先上車，后買票」的邏輯關係。

我們進入了全球性的視覺文化時代。圖像，尤其是數碼圖像似乎正在取代文學符號而成為現代人的公共認知和交流工具。

因此，在學術研究領域，視覺文化研究和世界藝術研究業已成為兩大顯學，它們直接影響到藝術史和考古學的前景。更確切地說，這兩股思潮將藝術史和考古學推向了比以往更中心的學術地位。

視覺文化研究旨在通過人類創造的一切視覺產品讀解歷史與現實，而世界藝術研究旨在將全人類的「視覺上具有旨趣的物質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讀解。而解析這類視覺產品的密碼與功能，必須依靠考古學和藝術史這兩個學科所提供的理論、方法與工具。

人類的視覺圖像並非憑空產生，是創造者與特定視覺環境作用的產物。若要分析其物質特性與社會情境，必須理解其功能與視覺作用。

藝術史與考古學以多種視角揭示了這個創造性和相互作用的過程，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歷史的特定側面，理解藝術家如何將觀看方式與空間經驗轉譯為有形而具有力量的圖像，而這類圖像反過來又塑造着我們的世界觀，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和質疑我們自身與外部世界。

藝術史與考古學一向是個「共生學科」。在學術界，雖時常出現「藝術史對抗考古學」的爭辯，或認為前者重古物的審美價值，而後者只關注其孤立的文物考史價值，但實際上，這兩個學科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足以證明其「共生關係」。

考古學在古希臘泛指古代史研究。柏拉圖曾以此義運用這個概念。其含義逐漸演化變窄，至17世紀僅指古物古迹研究。在隨後的兩個世紀里，在人們心目中，古物古迹通常就指如今所說的「美術作品」。

直到19世紀，歐洲考古學才回歸到17世紀的含義，重新包容人類的所有古物與古迹。這個概念與我國從宋至清末的考古發展有同工異曲之妙。我國考古學的前身是誕生於北宋中葉的金石學。它起初限於青銅彝器與石刻，如呂大臨的《考古圖》着錄的是公私收藏的古代銅器與玉器，亦即如今一般歸屬「美術作品」的東西。

晚至清末，金石學的範圍得以拓展，碑刻、造像、畫像石、墓誌、題銘等均相繼納入其中。所以，羅振玉便建議以「古器物學」這一新概念取而代之。20世紀初，我國學者通過翻譯日本人濱田耕作的著作而輸入了「考古學」概念。在《通論考古學》一書中，濱田耕作將「考古學」定義為「研究過去人類的物質的遺物之學」。

而這個界定則源於西方考古界的共識：即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的物質遺存。它有時靠近人類學，因為人類的史前史和早期歷史的框架體系只能藉助遺物和遺跡加以構建，也正因為如此，它是歷史學科中的重要分支。

考古學即為歷史學科這個認識在我國學者中是慢慢明朗起來的。1936年，衛聚賢在考辨「古」字的原義后，將「考古」與「考古學」加以區別，他說：「考古俗所謂古董亦即』骨董』……骨董，當即『古懂』，言其對於古物懂得……懂得古物也可叫做考古，不能視為考古學。

因考古所以成學，是要親自發掘，以觀其地內保存的情形，並與其他物共存的關係，都要詳為記錄，並繪圖照相。」衛氏描述的考古學西方俗稱「鋤頭考古學」，我國習稱「田野考古學」，他強調實地發掘是考古學的本質。

李濟在1962年回憶說，他自己從事了「將近3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並且常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但當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附設的蘇聯與東亞研究所的幾位朋友請他講半年的中國上古史時，他突然發現，這個工作對他而言是「一條新的路線」，是他「沒有做過的……夢」。

儘管王國維早已提倡考古學與文獻史學互證的方法，但要等到以張光直為代表的學者出現時這種互補關係才得以付諸實踐，他們力圖將考古學和歷史學進行整合，以建設新史學。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為紀念該校考古專業成立50周年而發表了「考古學與中國歷史的重構」一文，文中指出了為何考古學必須依賴文獻的原因，由此強調了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優勢」和「局限性」。文章認為，考古發現在揭示「社會經濟層面」和「社會政治狀況」上十分有效，但涉及到「精神領域的研究時就顯得力不從心了。

儘管一些現代考古流派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但也往往限於社會大眾的一般心智、心理、審美情趣等，除非極特殊的場合，很難了解某個社會成員的個人心理」。至於語言文字的研究，考古學「就一籌莫展了，非依靠文獻不可。又由於絕大多數考古資料是過去社會最為常見的物品，而非特殊物品，於是一些特殊的歷史事件便被淹沒在大量的一般性現象之中了」。

我跟隨教授在這個領域也算有過一段時間的研究，我認為傳世遺物無非是實物與文獻記載，歷史的終極目的是要藉助這些遺物復活人類的往昔，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然消失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結構的演變，即「精神領域」方面。因此，19世紀現代歷史學興起以來一個偉大的史學發現就是把無形的思想觀念也納入歷史事實的範疇。觀念演變的歷史本身就是歷史的重要事實，這點對於考古學應有所啟示。

過於強調考古學的優勢是為歷史研究提供實物，或堅持認為惟有考古發現才是真實可靠的史實，那就會人為地加大考古學與歷史、考古學與精神研究、考古學與藝術史之間的鴻溝。夏鼐先生在1984年發表的「什麼是考古學」一文中就想彌合這種分裂對峙，他明確指出，「考古學是屬於人文科學中的歷史科學，而不屬於自然科學」。

因此，考古學利用物質遺存研究古代歷史，但其欲「恢復的過去不限於物質文化」，還要研究古代社會的結構和演變，以及「美術觀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歷史」。

然而，夏鼐先生與上引北大文博學院的文章撰寫者一樣，認為考古學只能研究過去社會的普遍現象，而無法關注特殊現象：「古代人類活動的情況，包括人類的各種活動。

然而這種活動的主體是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的人。人類的特點是社會的動物。人類所加工的器物，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都是反映他所在的社會的共同傳統。個人的創造和發明，都是以他所在的社會中多年積累的文化傳統為基礎，而他的創造和發明也只能被他所在的社會中別的成員所接受和傳播才成為他所在的社會的文化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便是這些具有社會性的實物，是器物的整個一類型，而不是孤立的單獨的一個實物。後者是古董，而不是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標本。」

頗有意味的是，在論述考古學的個人與社會性讀解難題時，夏鼐觸及考古學與美術史的差異：「便是有突出的美術價值的，那也是美術史研究的好標本，是代表某一個人的藝術天才，而考古學要研究的是一個社會或一個考古學文化的特徵和傳統，而不是某一個人的創作。這是美術考古學和美術史的區別，二者的着重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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