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關於四十五年的答問

李國平：二〇〇二年，你的文學生涯已走過了四十五年，你是怎樣走上文學道路的？你能描述一下最初萌動的情形嗎？

陳忠實：追溯起來，我的文學生涯應從我初中二年級時寫的一篇小說算起。那是一次作文，我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做《桃園風波》，那是我平生寫下的第一篇小說。我對文學的興趣、愛好、追求就起於這個時期。有幾個因素決定了我後來的文學道路，一是家脈的影響，父親的形象。父親是一位地道的農民，但有些文化。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勞作的空閑里，父親和一般農民的區別就顯示了出來，他總是躺在祖屋的炕上讀古典小說和秦腔戲本。二是我上初二的時候，那時的語文課本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種，我記得厚厚的一本文學課本收錄有現當代作家的許多作品，包括趙樹理的短篇小說、李準的剛剛發表的《不能走那條路》。我讀他們的東西，似乎直接復活了我少年的鄉村生活經驗，感到親切和驚異。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第一次產生了借閱文學書籍的慾望。再就是我的初中語文老師，姓車，剛從師範學院畢業，車老師大概是一個標準的文學愛好者、文學發燒友，他講語文課，還給我們講一些當時文壇的趣聞動態、作家故事。我後來寫了一篇作文《堤》，是車老師主動提出為我抄寫並向《延河》投稿的。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延河》。車老師撥動了我的文學神經。我後來在一篇文章里說到五十歲才捅破了一層紙，文學僅僅是一種興趣。那時候的確純粹是一種興趣和熱愛。

李國平：你覺着你的創作經歷了幾個階段？《白鹿原》當然是高峰，有幾次高峰？幾次轉折？

陳忠實：我的文學創作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創作慾望的發生、萌動開始，在中學辦文學社、出牆報，到高中畢業后回鄉。高考失敗後幾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就立志搞創作。一九六五年在《西安日報》發表處女作《夜過流沙溝》。直到一九七八年，可以看作我創作的第一階段。從最初的愛好到能夠發表作品，到引起一定的重視和反響，是一個漫長過程，其間包含着基本訓練、學習和借鑒，以及經驗和教訓，最重要的是解決了創作心理上的自信與自卑和文學的神秘感問題。第二個階段大約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一九七八年，我已強烈地意識到文學春天的到來，文學可以當事業幹了。我也從基層行政部門調到文化單位，去讀書去反省去皈依文學，那幾乎是一個自虐式的反省。剝離的過程和目的是要用真正的文學來蕩滌藝術感受中的非文學因素，重樹文學的信心。這一時期是我人生和創作的最重要的轉折期，解決了反省力和自覺性問題。記得當時《人民文學》的崔道怡先生從北京趕到我下鄉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寫一篇小說在《人民文學》亮亮相，哪怕寫一篇散文，給《人民日報》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說陳忠實已趴下了。我咬牙謝絕了。我說我現在不是亮不亮相的問題，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會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讀者。那時候和後來不斷深化的精神剝離，使我獲得了文學的新生。第三個階段是《白鹿原》的醞釀、準備、創作時期。這個時期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已意識到《白鹿原》的內涵和歷史內容，和藝術表現上的軟弱，拿得下來拿不下來，能否完成自己的創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創作過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層次上解決了自信和不自信的問題。

李國平：在你的文學生涯中遇到許多文學前輩、文學編輯、文朋詩友，王汶石、呂震岳、蒙萬夫、徐劍銘、張月賡、李下叔、何啟治，他們可說是你的良師益友，每每在創作的重要關口給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陳忠實：的確是這樣，我在文學道路上遇到過許多良師益友。我交往的編輯，原計劃寫成系列的文章，現在還沒有完成。我和這些朋友，都過從不密，純粹是文學上的交往、交流和愛護。一九七一年，我連續四五年沒有寫作了。張月賡惦記着我，託人在農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報》上發表了散文《閃亮的紅星》，可以說是張月賡重新喚起了我的文學夢。就是這樣，我們交往三十一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說集《鄉村》的責編是邢良駿同志。我的許多文學朋友、編輯朋友，出現在我創作的重要關頭，我創作的每一步都有他們心血的澆灌，我和他們的友誼是經過了長久的生活考驗的，這是我的幸運，我想我回報他們的最好的方式是創作。

李國平：伴隨着你的文學生涯，你經歷了不同的職業，你創作的原始動機是什麼？有沒有功利目的？精神層次的東西什麼時候佔主導地位？它們和職業的改變是平行發展的嗎？精神上的東西是和走上專業創作道路一起明晰起來的嗎？

陳忠實：我說過，在初始階段，純粹是一種愛好。高中階段，有當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寫過一篇文章《我與軍徽擦肩而過》，說的是我高中畢業三年困難時期的情形，從軍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幾乎人生的每一條道、每一個憧憬都被堵死，而作為一個知識青年，我又不甘於當一個農民，不甘於當只有六七十個學生的民辦教師，於是集中心力走文學創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的創作衝動幾乎是和文學的命運相伴而生。而《白鹿原》的創作，可以說是我人生價值、生命意義的一次實現，我們這一茬農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學，不能說沒有改變生存狀態、人生命運的動機，世俗的和精神的剝離過程很難機械劃分，很難說哪一位作家走上專業道路了，他就剝離乾淨了，我感覺這和作家境界、對文學理解的深度有關係。

李國平：你的生命歷程、創作歷程，和共和國的風風雨雨構成了同構關係，你的命運、你的創作也有過坎坷，現在回想起來一定感慨良多。

陳忠實：我五十年代開始上學，接觸生活。六十年代開始，以社會最基層幹部的角色，直接參與社會生活，直接經歷感受着國家命運、民族命運的變化。個體命運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顛簸著、感受着，國家的變革和進步的過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靈剝離、精神提升的過程。可以說不光我陳忠實，新時期文學的任何一項成就，都離不開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如果說我有什麼感言的話，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不斷鍛鑄承受苦難的能力，這是感受社會和人生的支點。如果這樣的能力差一點，就會被生活的列車擠下去，就談不到精神剝離和精神成長。

李國平：你說過，你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有一種恐懼、警覺，五十歲的時候，有許多生命警悟，現在是什麼心境？

陳忠實：我在構思創作《白鹿原》的時候，有一種危機感、恐懼感、緊迫感，感覺五十歲是一個年齡大關，加之那些年不斷有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報道，我恐懼的是我最重要的藝術感受、藝術理想能否實現，最重要的創作能否完成。現在我心態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時候意識到的創作理想在我最為重要的年齡階段已經完成。我六十歲的生命和五十歲的生命是一樣的，生活態度、創作態度沒有消極。我說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順，不是超然，對藝術新境界的追求，對生活意義的追尋，都應該滲透到生命里，該順的順，不該順的不順。

李國平：我記得八十年代，觀勝的《獵戶星座》出來，請民間的一位老者看，這位老者說，觀勝，日不倒洋人。這可以說是你們那一批作家創作志向和雄心的體現，《白鹿原》也可說是這個文學雄心的體現和實踐。

陳忠實：是的，《白鹿原》離不開當時陝西文壇氛圍的促進。我後來寫過一篇文章叫《互相擁擠，志在天空》，說的就是當時的文學氛圍。那時候我們那一茬作家有幾十個，志趣相投，關係純潔，互相激勵，激發智慧，不甘落後，進行着積極意義上的競爭。可以說每一個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離不開互相激勵。路遙、志安已經離世。現在的文學環境由於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已經有些病變，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輕作家互相勉勵的是——堅守。

李國平：在李星和你的訪談中，你曾談到，你寫出《白鹿原》時有兩種估計，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會產生反響。《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學獎的評獎過程中有過磕絆，似乎讀者和文學界的認同好評和某種說法形成了反差，後來的情形是不是說明國家的進步，思想的進步，文學的進步？

陳忠實：關於《白鹿原》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我們國家的進步從經濟到思想都是顯著的，《白鹿原》還上升不到這樣的高度。如果說關於《白鹿原》有誤讀的話，那只是文學發展中的一個小插曲、小波瀾。回想起來，新時期以來文學的每一種思潮，都引起過爭論，每一次結論都是使文學更接近文學本身。

李國平：一個較重要的時期，陝西的文學創作是師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覺著這種師從先是局部的逼真，後來更多的是創作態度和創作精神上的。在近年來有關你的訪談中，你多談到外國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學資源後期多來自外國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陳忠實：陝西許多作家的確有過學習、師承柳青的過程。我覺得柳青的遺產我們閱讀得還不夠。像趙樹理、柳青、王汶石，我們今天重讀，仍然會獲得許多新的東西。後來陝西作家是有一個走出柳青的過程，有一句話「大樹底下好乘涼」，還有一句話是「大樹底下不長苗」，這裏就有一個自立的問題。我對外國作家的閱讀不光是拉美這一塊，西歐、俄羅斯文學也是重要的資源，只是近來較多閱讀拉美文學罷了。另外，我讀外國文學，不光着重於藝術的東西，主要是在那裏尋獲思想性啟迪。說到這裏，順便說一下，我不太重視傳統的文學，這也許和我接受的教育有關，古典文化、古典文學是我文學資源里薄弱的一面，現在補課的慾望強，但理解快，記憶力差。

李國平：關於《白鹿原》有一致的評價和定位，這本書寫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經常回望關於《白鹿原》的創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陳忠實：《白鹿原》是在那個歷史背景下對特定生活的體驗和理解，是我那一時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藝術追求、完成的創作理想。它是一個藝術文本的完成，完成後我不多想它了。當然也意識到一些遺憾，比如後幾章弱了點，不如前面飽滿。後幾章寫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廣闊的生活中去，有的還乾著地下工作、軍旅生活，我對氛圍的把握，可能不如農村生活那麼豐滿和深切了，這說明生活體驗的重要。

李國平：讀你的有關訪談和文章，發現有幾個關鍵詞：體驗、神聖、良知，它們在什麼層面上表明着你的文學認識？

陳忠實：這不是一個範疇的概念。良知是歷朝歷代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基本品格，歷朝歷代最優美的散文和詩歌里都貫穿着這種品格。良知是心理形態、精神形態，強裝不行。具體到創作中，對人類的關心，哪怕是對最卑微的生命的關注，作家的愛、憐憫和憂患都隱含在其中，讀者最敏感的是這些東西，它也從根本上決定著作家的藝術氣質和作品面貌。

李國平：最近讀到你的幾個短篇，尤其是《日子》，寫出了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寫出了他們的無奈和希冀、頑強和堅忍，從中能讀出你對現實的關注，也能讀出你重回《白鹿原》后的沉靜，好像你正在回歸寫作《白鹿原》時的狀態。四十五年不是一個終結，六十歲不是創作的完成，你是不是正在為大的建構做準備，或者說有系統的創作考慮？

陳忠實：我最近的幾個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臘月的故事》，說責任感也罷，說憂患也罷，關注的是當代生活中的弱勢群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同情和呼籲，是着重寫生存狀態下的心理狀態，透示出一種社會心理信息和意象，為社會前行過程中留下感性印記。關於創作我從不做承諾，我的創作忠實於我每個階段的體驗和感悟。我覺得當代生活最能激發我的心理感受，最能產生創作衝動和表現欲。

李國平：有作家說，讀者永遠比評論家更可靠，這當然脫離不了特殊的語境，但也有恆久的意味，擁有讀者的廣泛認同，是作家的榮幸，是作家生命力的延續，你可有這樣的感觸？

陳忠實：自我從事創作以來，也曾有過創作勞動被讀者驗證、認可的感受，但從未達到過《白鹿原》這樣的呼應，我的生命、我的創作報償全在於此。《白鹿原》出版以來，我親自蓋章簽名的書有幾萬冊，一位石家莊的讀者來信寫道：「我想寫出這本書的人不累死也得咳血，不知你是否還能活着看到我的信嗎？」而且我驚異的是就是在最偏遠的地方，讀者對《白鹿原》的閱讀理解都沒有障礙。我曾經說過，讀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如果我的書使不同的讀者哪怕有些微的收益，那是我最大的心理補償，我也唯有在有限的生命里用我的創作勞動來回報他們。

（原載《陝西日報》2002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