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高一年級紀事〔下〕（13）

（199）一場反右大風波

有詩為證：

一場反右大風波，冤枉委屈奈無何；

本是親朋當敵看，人為運動荒唐多。

錯劃分子王貞明

後來，我才從一些內部文件的透露當中知道，當年，凡是右分子中的『極右』分子，都要受到逮捕法辦。並且，還要作為敵我矛盾，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處理。

從此以後，便把原有的『地、富、反、壞』這幫『四類分子』，再加上現在所劃出來的『右分子』，就統統稱之為『五類分子』，簡稱叫做「黑五類」。當時的這個歷史名詞，就是如此地得來的了。

一直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之前，他們這些『五類分子』，都是理所當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就是在這幾十年來歷次的政治運動當中，他們自然而然都成為了首當其衝被批判鬥爭的『活耙子』。從根本上來說，已經完全失去了中國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

從此以後，在二十多年以來，他們便成為了中國新『製造』和產生出來的新的『階級敵人』——右分子。

由此而來，他們家庭之中的子女，也同樣地遭了殃和受到了牽連。因為，他們又有了另一種新的名稱，叫做『黑五類』的子女，或好聽一點的名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這樣一來，自然地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別人的看小和岐視姑且不說，同時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本人的參軍、參干、升學、入團入黨，甚至戀愛結婚等等諸多問題。

一直到了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我還能夠清楚地記得，學校當中，還有另一個歷史老師叫做王貞明，他只是代過我們班幾節的歷史課程。你可要知道，我當年就已經認識了他。並且，對他還有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

他是中等個子的身材，年紀大約已四十多歲了。說起話來輕聲細語，在上課的時候，常常肯戴副近視眼鏡。他的皮膚微黑且粗糙，頭髮也開始有些花白了。平時看上去，倒像是一個十足的「文弱書生」的樣子。

那個時候，我曾經聽到班上的黃江智同學，他在我面前多次說過，王老師在平日裏，他對學生特別好。因此，在學生當中，很有威信。他也曾經與我說過，下面這樣一件關於王貞明老師關愛學生的小故事：

「有一回，在當下了晚自修以後返回宿舍的路上，有一個初中低年級的學生，無辜地被高年級的一個同學的欺負。於是，氣得這個同學坐在食堂池塘邊的那棵老龍眼樹下哭泣，誰勸他都不願回到宿舍里去睡覺。

「此時，在下了自修之後，王貞明老師正好當天是他當值日老師，他看見了這個可憐的學生后，就苦口婆心規勸他回去睡覺。但是，一直到打了晚睡鍾很久了，左說右勸他死活都不肯回去。

「於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王老師就乾脆把他抱回到自己的房間里，讓他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宿……」

但是，就是在這次整風反右運動當中，他也在劫難逃地被戴上了「右分子」的帽子，也同樣地遭到了逮捕法辦。

後來，聽他家裏人說，王貞明老師和其他幾位右分子老師一起，都一塊被押送到了柳江縣勞改農場進行管制勞動。

就是在柳江縣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當中，由於勞動艱苦，年老體弱多病，再加上醫療條件大差。於是，便在柳江鳳凰農機醫院裏含冤去世。

就是在去世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他身邊。當埋葬的時候，也只有他的愛人——博中的語文老師秦瑋璣一個人前去。就這樣草草地就埋葬了。

一直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他的親屬前往經過多方面進行尋找，才發現在墳地上，用一個火磚刻了個名字豎在墳墓上做為墓碑，且將他的『王』姓還刻成了『黃』姓。

大家可要知道，當年划右分子的時候，王貞明老師他是最後一個才被劃上的。因為，上面分配到學校的右分子指標正好還差一個。於是，便把他放去進行充數。

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他曾經當過國民黨軍官。同時，還在他的床上，搜查出留有一條寬大的軍官武裝皮帶，便把它作為其右分子的一個『罪證』。再加上其他所謂的右分子『言論』。就這樣『矮子國選高佬』般，無疑便該是他了。

後來，他的兒子看了我所寫的回憶文章以後，還來信給我進行補充一些我不知道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看了你所寫大作《風雨人生路》中《一場反右大風波》寫得很好，又很實在。我補充一點你沒有看到，或沒有知道一些當年反右鬥爭情況。

記得，1957年時，我是初中109班學生。「反右」之初，《人民日報》說得很明白，號召全國知識分子都給黨提意見，提建議，讓社會主義建設得更好。

還給知識分子定下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十六字方針。並聲稱承諾：「不抓辮子，不打棒子，不扣帽子。」

到了「反右」後期，卻反了臉，說成是『引蛇出洞』。一夜之間『紅臉』變成了『黑臉』，說話不算數，成了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證明。

1958年4月間的一天早上，突然在大操場列隊緊急集合。當場全校十個右分子老師被捕了。九位老師是右分子，蘇錫珍老師是『歷史反革分子』。在逮捕他時和右分子是區別對待的。

當時，九位老師面如土色，抖個不停，畢生中第一次秀才遇上兵。唯有覃甲昆老師鎮定自若，面帶笑容，全不當一回事。因為他解放前搞過地下革命，被國民黨捉過，關過監牢。想不到解放后，他同樣免不了牢獄之災。

若干年後，覃老師有幸出獄。回博時，老婆為了與他劃清界限，不接待他，他只好孤零零地住進了小旅社。我和王祥強知道，在夜裏去拜訪他，他心灰意冷對我們訴說了許多心裏話。

從此，他回鄉隱性埋名，讓自己從此永遠消失在大夥的視線之中。

我父親王貞明病逝於柳江鳳凰農機醫院。到了八十年代，我當了爆竹廠長，有時間帶了保衛科長去了柳江農場農機醫院舊址。

在離醫院不到一百米遠起處，一列列的墳墓，伸展到了看不到盡頭的遠方。每個墓之間相隔不到一米，墓碑是一塊磚頭。

我父親墓碑上刻有「1961.4.30.黃貞明」字樣。埋葬時，我母親去了。黃是王的誤筆。我母親秦瑋璣也是博中語文老師，她回來后，受不了這種重大的打擊，大口大口的吐了血。

我母親堅強地用瘦高的身體，毫不低頭挑起養育六個子女的重擔。這就是我們六個子女對她孝順至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右分子的墓碑無聲，但我看出全部都是知識分子的名字，是老師、工程師、醫師，全部死於非命。是飢餓，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才奪去了他們最寶貴生命。

我到了芒草萋萋的荒墳堆處，怎樣尋找父親的墓呢？數不清的墓堆，哪一堆才是我們的父親沉睡之處呢？單憑我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

我找到了農場駐該處的小隊，以每人十元的酬金，發動他們去幫忙尋找。結果還是老天保我找到了。

我讓一對中年夫婦職工，去挖掘父親的遺骨，給了五十元。相當於他們一個月的工資。

竟然料想不到的是，才挖了一尺多深，就挖出了屍骨。但屍骨已嚴重損壞，遺下的牙齒，細白密整潔，我就認出是我父親的。棺材是床板釘就的，已腐爛了，遺下了釘子，我也撿了回來。

中年夫婦職工挖掘時，帶來了雨傘，為父親屍骨遮陽。挖起的骸骨就擺放在旁邊的麻包面上，用我帶去的綢布包了回來。無數的荒墳，只有另外一個右分子的遺骸移走。

當時我想，死亡右分子的子女，或者都還處在貧困之中，還無能力來辦起這些後事。

可以想像，右分子的子女在農村是美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實際上是劣等公民。在政治上是受壓迫，在經濟上必定是受欺榨，他們的處景便可想而知的了。

我父親王貞明一生正直，不吹，不賭，不嫖，少飲，是人之師表，正人君子一個。但不得善終；而壞人卻能甚囂塵上，得福得祿。

博中弟子，有蔡世雄者，他是右分子蔡前模兒子。持才清高，與貧下中農格格不入。文化革革期間，一繩索命。高甲潮即高甲球之弟，也寧為奴隸，不為奴才，后被槍殺。王琳孤高自傲，大隊主任，隊長，他都不放在眼裏，故每有風吹草動，均是在被批鬥的第一對象，而吃盡了苦頭，始終不悔。

高福桂校長曾評論我父親云：

「此君並無大錯，只是不識時務而已。」

正是：

錯劃分子王貞明，愛生如子有威信；

含冤去世勞改場，臨終身邊無親人。

欲知後事如何，請君往下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