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於1970年，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每當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長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時候甚至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義，但這些快樂的記憶卻是那樣固執地藏在我的腦海里。於是我會找一些我的同齡人，問他們是否能夠理解我的回憶和我的快樂，但和我一同長大的同齡人，他們都不和我生活在一個城市裏。有一個在美國，我們經常用電子郵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鋼鐵廠里，另有一部分在監獄里，以及祖國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後，我們大多數再未見過面。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個地質隊的大院裏，在那裏度過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後隨着搞地質工作的爸爸離開了她。

我的遠在美國的好朋友蔡大頭，在後面的文字裏總會提起的這個人，如今我們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親，成了懂得並且有能力為自己重新選擇祖國的人了。我們曾經多年失去聯繫，後來通過電子郵件聯繫上之後，我們經常會提到童年，提到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經有人用年代來區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現在已經有八零后了。我的七歲的女兒應該算是九零后的吧。就我的經驗來看，以年代區分人群沒有什麼意義，對往事和童年的追憶沒有什麼聲討或者反思的價值，因為大多數人手頭根本就沒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經七十歲的老父親一生勞累，那是絕對吃苦耐老，肯乾的老地質工人。他的事迹我在成年後仔細地體諒過，一九六零年他帶着很多工人，在大山裏一天只吃一個饅頭，卻干整整一天的活兒。

他跟我說，干著干著太累了，鑽井旁邊的一塊草地上鋪着衣服就睡，醒來了睜開眼接着干，幾個月過去了，活也幹完了，那個草地硬是睡出了個人形，人形里的草都死了。

父親是個打井的地質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鑽的孔多得數都數不清。曾經在一個大旱年，在難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莊稼還有人。父親曾經在病重的時候說他見到了那些被拯救過的人，隨後父親奇迹般地抗過了一次重病。

父親一生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野外打井，母親說，飢荒的年代到了一個村子裏，村子裏人已經都餓死了，地質工人就先挖個坑，將村裏后死的沒人埋的埋掉，然後餓著肚子牛一樣地工作。

我認為父親那勞動的一生真的是苦難，真的是太苦難了。但有一次我問父親，覺得自己的一生累嗎，年輕的時候辛苦嗎？父親答不覺得累，也不覺得辛苦。

這個回答我不太理解，也許得需要我七十歲的時候才能理解。

母親曾經告訴我，日本侵華的時候我的母親家裏只有一條褲子，大家輪流穿，褲子被別人穿走了我的母親就摟着我的大舅圍着被子在炕上坐着。

我問母親，那時候苦嗎？母親答不苦。母親說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親我都沒有見過，姥姥只是留給了我一張發黃的相片，而且這張相片也在地質隊頻繁的搬家中丟失了。

歷史就這樣在我們的眼前消失了，沒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頭說他覺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對於人生的這個回憶態度讓我很覺得奇怪，因為他如今在美利堅，開着BMW，住着只有在掛歷中才能見到的宅里，童年的那些貧苦經歷如何會覺得美好呢？

也許，生活中形而上的東西相對於物質生活更為重要，雖然我對於童年最深刻的記憶只有飢餓，加上困惑，不過在別人對童年的態度里和如今回憶那些日子的寫作中，也逐漸地體驗到了快樂。

任何苦難，人都是可以承受的。關鍵是人在承受苦難時的態度。因為從歷史中我已經深深地知道了，苦難在隨時等待着人類，無論他是哪一個年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