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周魏峙(2)

首先，雖然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我作為一個進步的文藝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藝界黨的領導下進行革命音樂活動，與音樂界領導比較熟悉，但與周揚、馮雪峰、夏衍等人並未見過面。「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當時，我雖然在報紙上看到，但認識不深。對於周揚與馮雪峰之間的關係，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國后，我直接在周揚領導的文藝部門工作，但與馮雪峰在工作上的來往不多，只是聽說二人之間關係不很融洽，我也不很關心。及至1954年因《紅樓夢》研究批判馮雪峰、1955年批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1957年將馮雪峰定為文藝界大右派等幾次「左」的批判運動中，扯到歷史舊賬，扯到「兩個口號」論爭，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對於這種傷人、傷文的批判鬥爭運動有一種天然的反感，總感到在運動中一些有才華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對工作、創作是很大的損失。加之我業務工作很忙，只參加了必須要求參加的一兩次會，對整個批判過程基本上不關心，因而對於「兩個口號」論爭中的一些情況，仍舊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夠格，難以應允。

不過，我還是願意為這本書說點自己的看法。這兩個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藝口號竟在文藝界爭論了幾十年最後被**利用成為在文藝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這一段歷史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這一段「公案」值得我們搞清楚，應該加以分析總結從中取得經驗教訓。

30年代「兩個口號」論爭時，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參與者之一。最初在報紙上讀到關於「國防文學」口號的文章，我認為，這一口號對於抗日救亡、建立廣泛的文藝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亡鬥爭和文藝創作活動是有積極作用的。在周揚文章發表兩個月後，有同志要我為進步刊物《生活知識》寫文章，我就寫下了《國防音樂必須大眾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國防文學、國防戲劇」等「文化運動」，具有「一致主張喚起民眾，建立民族文化的國防，鞏固意識上的陣線，作抗敵除奸收回失地的準備」的作用，因而在音樂方面「實有建設國防音樂」的必要，並進而發出「把『國防音樂』迅速建立起來」的號召。我還提出，建立國防音樂，必須使音樂大眾化，「竭力寫得非常通俗，使農工商學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眾能明了歌詞的意義，才能形成大眾一致的救亡意識」。

因為持有「國防的」、同時也是「大眾的」看法，所以，後來讀到馮雪峰倡議經魯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后，我也是擁護的。我認為「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都是抗日的，都是對的，因而對於「兩個口號」大爭論很不以為然。及至後來這又成為馮雪峰被定為「右派」的罪狀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別在1966年，我讀到**和**共謀所炮製的《文藝座談會紀要》，**污衊黨領導的左翼文藝是「文藝黑線」的說法，讓我不寒而慄——30年代進行左翼運動的人，都是提着腦袋在為革命二作，怎麼都成為破壞革命的「黑線」人物了呢?後來我也成為這條「黑線」的頭目被殘酷批判，但從心底來說，我始終認為左翼文藝是革命的，這樣的批判是顛倒歷史的，因而對許多現象產生疑問，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場惡夢」的開始。

「文革」浩劫后，「兩個口號」更鬧得沸沸揚揚，是非顛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來看，我認識到：周揚和馮雪峰這兩隻錦雞的關係十分複雜，不只是個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藝運動歷史的長河中在政治鬥爭中來考察，這樣的悲劇不是他們哪一個人造成的，更多的是當時的歷史環境、歷史氛圍，這是歷史造成的悲劇。他們二人關係的每一次變化，同我們黨對文藝運動領導上的失誤和挫折，同建國后政治運動頻繁的風風雨雨都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

看到這一層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們兩人的關係作為切入點，從更深層次上考察文藝運動的歷史。因為我覺得只有從歷史的高度出發，才能很好地總結這場爭論。為此，八十年代初，馮文彬同志任主任的**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成立時，作為委員的我便向馮文彬同志提出，趁著參加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老同志還健在，應當儘快搜集資料，並組織人員研究總結這一段歷史。當時，我雖然兼任文化部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但我覺得力量不足，對這一段的文藝史實進行分析總結，還是應該由黨的有關領導部門來進行比較合適。但是，因為這個委員會事務繁多，或其他原因，這個建議也就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