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來訪談：寫小說像抽煙

簡料：戴來：女，1972年10月生，蘇州人。著有長篇小說《練習生活練習愛》、《愛上朋友的女友》和小說集《亮了一下》。2002年獲首屆春天文學獎。

我喜歡純粹的寫作

記者：你的小說名字給人的感覺怪怪的，比如《然後就殺了他》、《別敲我的門，我不在》什麼的，有沒有什麼意圖？跟小說的內容有沒有什麼瓜葛？

戴來：我小說的名字往往會是小說中某人說過的一句話，一個詞，這句話也許很口語，像《要麼進來，要麼出去》、《準備好了嗎》、《順便吃頓飯》，或者這句話有點意思，像《別敲我的門，我不在》、《一、二、一》，小說的名字當然得和內容有關，好的名字是能給小說添彩的。

記者：一般來說，女性作家的寫作往往跟私人生活密切相關，而且在作品中的痕迹非常明顯；你的小說似乎很不一樣，有一種「大」的感覺，超越了私人內心的空間，有人評價你的作品時認為不像女人寫的小說，對此你有什麼看法？性別對於寫作來說，是否重要？

戴來：我喜歡這樣的評價，因為我喜歡純粹一點的寫作。

對於寫作來說，性別應該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寫出了好的作品，而好的作品與作家的性別以及寫作的視角是沒有關係的。

記者：身體寫作往往是女作家創作時所標榜的姿態，你覺得自己的寫作是否屬於或者說傾向於身體寫作？你認為真正的身體寫作應當是什麼模樣？

戴來：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身體寫作是種什麼樣的寫作，是用身體的某一部分寫作還是寫身體的某一部分，如果是前者，那幾乎每個作家都是身體寫作，要是後者，那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很難避免會在作品中寫到身體的某個部分。

記者：在你的作品中，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男性，為什麼不以自己或其他女人作為主人公？寫作之前是否會對此思考一番？

戴來：我在一篇創作談里說過，我不太愛寫女性是因為相對於男性來說，我對女性的了解和體會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像的空間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視角，對我來說多少有點挑戰性吧，給我留的想像空間也更多一些，寫起來覺得更愉悅，你會覺得你在創造這個人物，完全不是你生活當中的，甚至不是你經驗當中的，我喜歡這個過程。

其實我也寫過女性，像我發在今年《收穫》長篇增刊。春夏卷上的《練習生活練習愛》，還有一個叫《等待》的短篇，寫了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在回憶和等待之中安詳地死去。

我想我會在我以後的寫作中嘗試寫寫女性。

我願意和自己玩

記者：閱讀你的東西，有種這樣的感覺：有一種安靜而又殘酷的因素隱藏在裏面，不像一些作家那樣把殘酷的特徵**裸地表現出來。這種處理方式源自什麼？是否跟你個人的性格有關？

戴來：用輕的形式表現重的東西和在看似平淡的文字下面隱埋些小炸彈這是我喜歡的，但我覺得和我的性格沒有什麼關係。

記者：那些在你作品中出現過的人物，是否有生活的原型？或者是憑空構想出來的？像《準備好了嗎》這篇小說中出現的做行為藝術家的兒子，是否真有其人？

戴來：我小說中的人物基本都是虛構的，在我生活中和視野里實實在在的人反而進入不了我的小說，因為太具體的人和事反而讓我寫起來覺得受限制，很彆扭。

《準備好了嗎》的藝術家兒子當然也是個子虛烏有的人，其實這個人是誰長什麼樣都沒關係，關鍵他是個被別人和自己父親看成瘋子的行為藝術家，更為關鍵的是他是個兒子。

記者：寫小說往往需要生存經驗的積累，否則難以入味，這樣就造成了一些作家為寫作而生活，你呢？

戴來：生存經驗的積累對作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是所有寫作的資源都來自於經驗的積累，對於更關注內心世界的作家來說，生存經驗的積累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其實我更願意去體味自我經驗之外的生存景象和精神狀況。對我而言，寫作是一種發現，只有陌生和有趣的地方才會讓我產生奮力抵達的願望。

記者：請談談你迄今為止的生活經歷。

戴來：在21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蘇州，從93年開始我以讀書的名義在上海、北京各呆了一年，95年我到了河南，爾後大部分時間都在河南一個叫新鄉的地方獃著，老老實實地獃著，眼下又以學習的名義來到了北京，在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做一年訪問學者。我的生活經歷其實特別簡單，基本上是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用和外界社會打什麼交道。

我運氣很好

記者：你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春天文學獎的第一位獲獎者，對於這次獲獎，感覺怎樣？意外，還是情理之中？

戴來：說實話我對這個獎沒有一絲期待，後來接到電話說把這個獎給我了，我還是多少有點意外的，因為它是第一屆，又只獎勵一個人，但就因為是意外的快樂所以也就格外地快樂。

記者：對於文學界大大小小的評獎，你有什麼看法？這些獎項對文學有沒有什麼促進作用？

戴來：得獎是對一個寫作者的寫作的一種肯定，但是好的作品和得不得獎沒什麼必然的聯繫，當然得獎後會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你的寫作，從這個意義上說，獲獎是有意義的。

記者：有評論家對你的《準備好了嗎》、《別敲我的門，我不在》評價很高，你個人喜歡自己的哪些作品？當代的中國作家中有沒有你喜歡的？誰曾影響過你的寫作？

戴來：我寫過一個叫《外面起風了》的短篇，可能沒人注意，我自己就挺喜歡的，不為別的，就因為有意思。還有我去年發在《收穫》上的《亮了一下》，是說婚外情的，夫妻倆貌似和諧地生活着，其實各自在外有着情人，有一天，剛從情人那兒偷完情回來的丈夫正好撞上了在安排和情人幽會的妻子，於是有意思的事發生了。

余華的東西我一直挺喜歡的，而且他給讀者帶來期待，你會覺得他是個能不斷寫出好作品來的作家，儘管這幾年沒讀到他的新小說。還有朱文，在我還沒有寫小說的時候我就喜歡他的小說，後來我自己也寫小說了，並且從寫作中摸索出了點所謂的經驗后，仍然覺得他是個好的小說家，可惜他現在不寫了。像余華、朱文、格非和蘇童早期的小說都曾影響過我的寫作。

記者：除小說之外，寫其他文體的作品嗎？好像你曾經寫過一段時間的詩歌。

戴來：寫過劇本。寫詩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想幾乎每個寫作者的寫作之路都是從寫詩開始的。

記者：是否覺得寫小說比寫詩更過癮？詩歌的語言對你的小說創作是否有所幫助？

戴來：對我來說，寫詩像喝酒，人會處於一種很有激情的狀態，寫小說像抽煙，整個狀態是冷靜的，理智的。我覺得寫詩是對一個寫作者最好的語言訓練。

記者：準備出國「修鍊」嗎？很多作家都出國了，在國外當作家似乎比國內滋潤。

戴來：我想近幾年我會老老實實在國內獃著，因為我的孩子還小，我應該儘可能多給他一點時間。也許是因為沒有比較，反正我覺得在國內也挺滋潤的，而且我總覺得無論是寫作還是生活，有個好的心態、踏踏實實地活着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