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撒切爾夫人（下）
哈耶克經常捲入英國的公共政策辯論。尤其是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經常向倫敦《泰晤士報》寫讀者來信，出版多種小冊子，發表更長的評論文章。尤其是1978年的一封來信引起較大爭議，在這篇文章中，他讚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不再接納移民的呼籲，他寫道，「任何一個人，如果經歷過那場導致希特拉掌權的暴烈的反猶運動的崛起，都不會反對我們讚揚撒切爾夫人發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維也納生活的那些歲月，那些有權有勢的猶太人家族是一個受到大家尊敬的群體，所有正派人都會對少數民粹主義政治家煽動的反猶暴亂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加利西亞和波蘭猶太人的突然湧入……卻在很短時間內就改變了人們的心態。他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根本不可能逐漸被同化。」[14]
第二周，這封來信就招來不下五封批評性回應，而哈耶克則兩次回信對自己辯護。《泰晤士報》專家作家伯納德·萊文寫道，哈耶克的觀點是，「種族主義實際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錯，他們必須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太顯眼，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很成功，要不然，他們就應該被消滅。」[15]威利·弗里紹爾教授則寫道，「哈耶克教授把奧地利反猶運動的興起歸罪於那些『看起來太不一樣』的波蘭猶太移民，他要麼是記錯了，要麼是對奧地利的政治和社會史無知。」[16]喬治·芬克博士則說，「哈耶克教授說，正是來自波蘭的猶太移民『改變了』維也納社會的『心態』，這種說法是輕率的，也令人反感。奧地利的反猶主義是一種地方病。」[17]尼古拉斯(當時已是勛爵)·卡爾多抓住機會再次挑戰哈耶克的經濟學[18]，魯斯·格拉斯則宣佈，哈耶克的來信「開頭就大錯特錯——正是『暴烈的反猶運動的興起導致了希特拉掌權』，而不是別的原因。」[19]
在最後一篇回應文章中，哈耶克為自己辯護說，他「迷惑不解的是，為什麼對我的那封來信提出的嚴正抗議都堅持將我竭力要揭示的一個涉及到同化過程的問題，視為一個有關種族的問題。我在第一封來信中曾有意談到過捷克人在1914年前移居維也納后曾導致街頭暴亂的例子。在最近的維也納歷史上，這類要求政府實行歧視性政策的暴亂，在加利西亞的難民潮湧進維也納之前，從來沒有一次是針對猶太人的。」[20]
哈耶克可能認為，有些民族在文化上比較麻木和拘守陳規[21]。但他從來不認為，各種族之間存在明顯的生理差異。哈耶克認為，《通往奴役之路》就是立足於全球來批評中央計劃體制的，在這本書中他說，「人們難道不會懷疑，這意味着或多或少地要刻意確保白人的主宰地位，其他所有民族產生這種看法難道不是很正當的嗎？」[22]在《致命的自負》的草稿中他也說，西方並沒有向不發達國家提供能提高其工人生產率的資本的義務，這隱含着他的一個看法，導致發展滯后的，是資本和教育的匱乏，而不是民族間的自然秉賦之差異。
1961年，在南非接受採訪、談到當時的種族隔離法時，哈耶克說，這「似乎是一個明顯、甚至有點極端的例子，在我看來，不同人之間互相歧視是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我[在《自由憲章》中]的論述的要旨事實上就在於，政府可以運用強制予以執行的那些法律，應同等地適用於該社會中一切具有責任能力的成年人。任何種類的歧視——不管是基於宗教、政治觀點、種族或別的什麼理由——似乎都與法律之下的自由之理念不相容。歷史已經證明，隔離從來不是平等的，也不可能是平等。」[23]但他相信，基於私人的理由，人們是可以對他人區別對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哈耶克在跟人討論是否將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時承認，在美國存在着種族主義，他說，「我或許應當再加上一句，我的這種看法基於這麼一個不便明言的想法：我的孩子到那兒后，應該跟一個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不能送到某個有色人種家庭。」[24]他之所以反對政府直接提供教育，部分理由就在於，「政府提供教育可能造成像美國的黑人被隔離那樣的問題。」[25]在南非的那篇訪談中他說到了大學錄取問題，他說，「假如大學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也即政府出資的]機構，那麼按照我的哲學，他們就應當對所有人開放，這是他們的本分。而如果他們完全是私立機構，那麼，我想，私立機構有權區別對待不同人。」[26]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輕時在奧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時期在英國度過，又在芝加哥大學呆了十幾年，最後，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后，在英國大為出名。熊彼特曾這樣形容凱恩斯：他的「建議最初都是針對英國而提出的」，從很多方面看，這句話可同樣適用於哈耶克。哈耶克自然而然地把英國作為自己的家，只是由於種種個人原因，他才在一段時期內沒有生活在那裏。
1980年3月26日，哈耶克在倫敦的「星期一俱樂部」——保守黨討論政策的場所——發表了一篇題為《中間派的混亂狀態》的講話。在這篇講話的最後，哈耶克談到自己的一個想法：為使英國成為一個富強、重要的國家而進行的鬥爭，正在保守黨內進行着，而英國的持續生存有賴於打碎工會的特權，控制通貨膨脹，拒絕社會正義的概念。1984年，哈耶克欣然參加了朝聖山學社在劍橋舉行的會議。在為《全國評論》所寫的有關會議的報道中，約翰·錢伯林寫道，「這屆朝聖山學社會議最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它是在一個左派不再時髦的學術環境中召開的……這跟30年代的劍橋大相徑庭，當時的劍橋是為**培養黨員的基地，甚至培養出了明目張膽的賣國賊。1984年的劍橋已經準備承認哈耶克是個受歡迎的人，歡迎他回家了。」[28]
瑪格麗特·撒切爾在擔任首相后不久曾向哈耶克寫信說，「過去這幾年，我從您那兒學到了很多東西，對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觀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諸實施。作為你最重視的支持者，我確信，我們一定能夠成功。如果我們取得成功，則您對我們取得最後的勝利的貢獻將是巨大的。」[29]
1982年，哈耶克向撒切爾夫人寫過一封信，顯然談到了智利政府削減政府開支的成功案例，撒切爾夫人回信說，「從阿連德的社會主義發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經濟，這是經濟改革的一個傑出典範，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她寫道。「但是，我確信您也會同意，在英國，我們實行民主制度，需要達成很高程度的共識，所以，智利採取的一些措施，在我們這兒很難被人接受。我們的改革必須符合我們的傳統和我們的憲法。有的時候，改革的進程看起來可能緩慢地讓人痛苦。但我堅信，我們將按我們的方式在我們的時代完成我們的改革。然後，這些制度將持續下去。」[30]
1989年哈耶克90歲華誕之際，撒切爾夫人寫信給哈耶克說，「到本周，我榮任首相一職已達10年。很多人非常寬宏地評價我們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沒有那些價值和信念將我們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並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方向，則我們不可能取得一樣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給予我們的指導和啟迪，是極端重要的；您對我們居功至偉。」[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