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中國民法典離我們有多遠(3)

我說：「由於一些判決沒有充分聽取行業部門的意見，加上某些法官的素質低下，有些官司判了，的確沒起到好的社會作用。所謂輸了官司、贏了理，就算官司輸了卻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有些文化圈內人士為法官不懂行、根本沒有資格判這類案子，為此才引出了筆墨官司筆墨打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您能不能十分肯定地回答我，筆墨官司到底該筆墨打還是法院打？」王利明十分肯定地回答：「筆墨官司一定要法院打，但是，要充分聽取這個行業、階層、圈內人的意見。同時也要充分地尊重創作、評論的規律。你不到法院，那麼通過什麼方式解決呢？」「雙方論戰呀！」我笑着接話。「論戰到什麼時間呢？可能論戰到幾十年都不會有一個結果。」「就像魯迅那一代人那樣？最後還是存疑，不了了之。」「但是，現在時代不同了，節奏飛快，日新月異。舊的問題還沒解決，新問題又來了。再者，那個時代沒有人格權法，這種權利的觀念也很薄弱。」「論著論著就叫罵起來，所以魯迅可以痛打落水狗，可以罵對方是『走狗』。」王利明說：「在現代社會，沒有其他的途徑最能有效地解決紛爭、糾紛，只有通過司法。有人說作家自己搞仲裁來解決，可是仲裁不服呢？還要找法院。最後仲裁要執行呀！執行不下去呢？也要找法院。過去我們都通過領導解決，那就是看哪一級領導說了算的問題。那當然是官大的說了算。」懲罰性賠償：罵一句賠兩千，打一拳罰五千「既在訴訟就會有判決，損害賠償是自然的。就精神損害賠償來說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呢？就近年來的案例來看，法院的判決差別相當大，有判１０元，有判萬元的，有判幾千萬的，給人感覺特別亂。」我說。王利明笑了，說：「精神損害賠償，世界各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因為精神損害賠償本身是對精神痛苦的撫慰，而精神痛苦是因人而異的。同一種行為針對不同的人，其結果也不同。有人可能無所謂，有人可能痛不欲生。所以精神損害賠償要參照各種因素來確定。比方：加害人的主觀惡意、狀態以及他的經濟狀況，總讓他賠得起吧！另外，還要看受害人的受損害的程度等。」「但是，法律總得有一個差不多的標準吧！一個名譽權官司打了三、四年，最後法院判下來了，才賠１千多塊錢，讓人覺得勝訴和敗訴都無所謂了，覺得一個人的名譽也太不值錢了！」王利明說：「在這裏要區別一個概念。我們所說的精神損害賠償是對精神痛苦的慰藉，而不是某人名譽的『標的』。對於精神損害首先是恢複名譽，這可能比金錢更重要。如果簡單地認為是賠償名譽的話就錯了，名譽是無價的，人格也是無價的。１０塊錢不少，２０萬也不多。」王利明從抽屜里拿出一份資料，說：「上海有一個因非法搜身的案子，一審判決賠償２０萬，二審賠１萬，引起了轟動。我說，這差異也太大了，顯得不太嚴肅。」「是的。」王利明說：「這樣是不嚴肅。有人大代表提出，搜一下身就賠２０萬，那麼事故壓死一個人應賠多少？國家規定各種費用加起來才幾萬塊錢。上海高院的副院長和我探討這個問題，我說不能簡單地認為一個人的名譽就不值２０萬元，人格是無價的，這和汽車壓死人所支付的安葬費是兩回事。」「那麼，精神損害賠償到底多少合適呢？法院判決時最終還是要給一個具體的數字。」王利明說：「我最近的確正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既然人格無價，賠多少都不合適，也不能得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數字，我建議可以採用一種懲罰性賠償的辦法，這就可以確定一個準確的數字了，通過懲罰性賠償代替精神損害賠償。廣東規定侵犯他人人格尊嚴賠償５萬以上；而上海規定賠償５萬元以下。這些規定其實都帶有懲罰性質，這裏面也包含了對精神損害的撫慰，這種作法在美國比較流行。法官認為我沒辦法確定你有多大的痛苦，即使我能確定你有多大痛苦，我也沒辦法用金錢來衡量。我乾脆對加害人進行制裁，對受害人進行撫慰，並且規定了明確的金額。比方：罵一句賠２千，打一拳罰５千。」「好！」我樂了，「是美元吧！換算成人民幣就好了！不少了。」王利明說：「這錢就直接給受害人，這是對打人的人一種制裁，不要受害人證明什麼，只要你證明被打了一拳就可以了。在中國有個案例，一個男人在大街上打了一位女士耳光，大家都可以證明。這位女士到法院告，法院說你得把醫藥費、醫院的證明、傷害的證明拿來，否則我無法判，因為《民法通則》規定人身受到傷害是要根據這些進行賠償的。在最高法召開的討論中，我講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打一耳光不可能住院，也不可能產生什麼醫藥費，如果有傷害證明就構成犯罪了。但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打一位婦女，是侮辱性的，侵害了人格權，這還不能承擔民事責任嗎？」我不住地點頭，說：「在中國也應當搞懲罰性賠償，那麼多少才合適呢？」王利明答：「中國各地的情況不同，應當區別對待，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應當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原則是既能補償受害人，又能遏制加害人，起到懲戒作用。同時也要加害人能承受得了，要能拿得出來，可又讓他感覺到心疼，這個數字才是合理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