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織就的夢(18)

事後霍賽說：「她很聰明。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槍』二字，我們就不會替她取。」嫻泰後來居然又愚蠢至極地再次打電話，催問拉瑞打算何時取包。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從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隻黑色提包后，回到辦公室打開一一查看。除了嫻泰所說的鬼臉外，裏面還有一隻旅行用化妝箱，一瓶伏特加，兩本筆記，一台微型錄音機，一副塑料手銬，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張警方一直在尋找的蘇爾曼大廈轉讓契約原件，上面有嫻泰偽造的伊琳·蘇爾曼簽字和諾莉·斯韋尼蓋上的公證圖章。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絲帕包着的，是那把殺害了達威·卡茲丁的點二二簡寧式手槍。拉瑞趕緊撥通了霍賽·慕尼茨的手機，幾位律師當時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爾利尼餐館。拉瑞還沒來得及說出轉讓契約和手槍的事，專案組的警探們已經堵在了他的門口。「霍賽，我這裏來了些警察，他們要拿走黑包。」拉瑞對着話筒說。「他們有沒有傳票?」律師問。「沒有。」這不成問題。警探們馬上打電話給公訴小組。20分鐘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員把傳票送到了伏爾利尼餐館。嫻泰經常對肯尼講：「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腦子，我們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這世上沒幾個人能玩得過我們。」這次她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跟斗栽大了。黑提包里的兩本筆記是嫻泰所有筆記中的最後兩本，日期為1998年5月至7月，最後一款記錄的日期是7月3日。裏面記載了許多與伊琳·蘇爾曼有關的事，但可惜仍然沒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線索。從這兩本筆記中辦案人員終於知道了，出現在蘇爾曼大廈1B房間的第三個人叫赫舍·安東尼奧·阿爾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嫻泰和肯尼找來替代他的。肖·利托告訴洛杉磯警方，他害怕嫻泰、肯尼會加害於自己，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別是關於謀殺達威·卡茲丁一案。根據筆記本中所記載的赫舍父親家的電話號碼，辦案人員來到佛羅里達州貝爾格拉附近一個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車區。赫舍的父親說他已經好久沒有見到兒子了，不過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會與警方聯繫。幾個月後，老人果然把兒子帶到了當地警署。赫舍說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為嫻泰母子拿他當奴隸使喚，還不付他工錢。在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赫舍的崗位是在門口。他們要他從貓眼監視樓道的動靜，詳細記錄何人何時出入蘇爾曼大廈，哪位員工在什麼時候做什麼，特別是蘇爾曼夫人的行蹤。在肯尼搬入1B房間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嫻泰、肯尼外出辦事時離開了他們。赫舍把警方帶到肯尼認為「扔屍體倒挺不錯」的那片沼澤地，但仍然沒有找到伊琳·蘇爾曼的屍骨。可以想像，由於人手相對比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師和三名私人偵探比警方和公訴方更忙。特別令他們大傷腦筋的是，由於嫻泰的滿嘴謊言，他們的調查結果常常與預期的大相徑庭，有的最後甚至成了公訴方的證據。更不用說嫻泰經常編造一些子虛烏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證人，不但浪費了他們的精力，更使他們失去了寶貴的時間。這個律師-偵探八人小組一致認為，嫻泰的腦子出了問題，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覺和想像之中。她不但編謊話，而且重複幾遍之後，便對自己編的謊話深信不疑。律師們曾建議她向法庭承認患有大腦功能紊亂或心理障礙，以換取法官准許設定保釋金，或按精神病患者從輕處理，但均被嫻泰憤怒地斷然拒絕，聲稱這是對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認自己喝醉了似的。比如在談到伊琳·蘇爾曼時，嫻泰說：「我們沒有殺她。我們和她認識，是朋友。但這個老太太有神經病。她的所謂公寓樓實際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員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她失蹤的頭天晚上在樓里開了一個有妓女和嫖客參加的瘋狂派對。肯定是其中的某個人把她幹掉的。」又說：「伊琳的一個朋友要我來接管這個妓院，因為他認為伊琳不稱職。你知道，我干過這一行，20多歲在洛杉磯的時候，為生活所迫。」當問及那位「伊琳的朋友」時，嫻泰說：「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電話給我下指示，從沒露過面。」三名私人偵探，拉瑞·弗洛斯特、萊思·萊文和西西·馬克奈爾的主要任務是，找到7月5日那天見過嫻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蘇爾曼失蹤的時間段里，兩位凱梅斯不在現場的證據。嫻泰列了一張長長的名單，讓偵探們去曼哈頓地區的旅館、餐廳和酒吧逐一查對。偵探們認為，不能用警方通緝令或報紙上的照片請人辨認，否則可能會把人搞糊塗而作出錯誤的判斷。於是，為了喚起人們的記憶，有時候女偵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嫻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動。有時候西西假稱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這裏吃過飯，後來發現丟了一件什麼東西讓她回來找，問有沒有人在那天看見過如此這般打扮的一位60歲左右的婦人和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西西·馬克奈爾為此案工作了兩年多，每次與嫻泰見面她都會得到一張新的名單。西西後來形容這段經歷是：「嫻泰讓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死胡同。為她尋找證人就如同大海里撈針。關鍵是，那海里根本就沒有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