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貫不詳。他夙受禁方，尤工針灸之術，是著名醫家。宋仁宗天聖四年（1026年）時，他任太醫局翰林醫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葯奉御都騎尉。天聖初年，宋仁宗嘗敕太醫謹方技，考次針灸，認為「針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謬，以利濟民」。王惟一乃竭心奉詔，精意參神，定偃側於人形，正分寸於腧募，增古今之救驗，總會諸說，編著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後來仁宗又以「古經訓詁至精，學者封執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復令創鑄銅人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鑄銅人兩具，「內分臟腑，旁註溪谷、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於側」。並命夏竦為圖經一書作序，題名曰《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此外，據《宋史·藝文志》載，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經》3卷，已佚。又負責校訂過《黃帝八十一難經》。

王惟一對醫學，特別是針灸學有重要的貢獻。其主要成就在於編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鑄銅人和刻石碑。《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現通行的為貴池劉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訂了針灸穴位354個，較晉代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多了5個穴位：青靈、厥陰俞、膏肓俞、靈台、陽關；又明確提出了任脈、督脈的循行路線與穴位，將之與十二經並列。其後，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蘭循經》、滑壽《十四經發揮》將之進一步闡明。因此，王惟一對針灸學的十四經說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書中，王惟一應用了兩種腧穴排列法，一是將所有穴位按十四經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針灸學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經排列；頭、面、胸、背，按部位排列。這是當時針灸界慣用的兩種表達經絡腧穴體系的方法，王惟一則忠實地反映了這一現象。後來，宋朝廷編撰《聖濟總錄》，只採用十四經絡循行的方法以介紹經絡、腧穴，而棄去了四肢、軀體分部的方法，使經絡學說更體現了人體是一個完整系統的概念。王惟一《圖經》則反映了他尚未能衝破晉唐代以來針灸學窠臼，因而用兼收並蓄的方法來反映經絡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經方面，與《靈樞經》不同，即不循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足三陰從足走胸的規律，而是以臟腑相為表裏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經，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陰心經與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經與手少陽三焦經；後述足經，足太陰脾經與足陽明胃經，足少陰腎經與足太陽膀胱經，足厥陰肝經與足少陽膽經，最後為任脈和督脈。而且每一經的穴位則均從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紹，也不符合經絡循行系統之規律。

在內容方面，《圖經》還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黃帝內經》經文的參考資料。因現存所見《內經》，是經隋唐楊上善、王冰等校勘註解者，難免有誤漏。而《圖經》所引經文，與現存所見《內經》經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陰肺經主病增加了「卒遺矢無度」、足太陰脾經主病增加了「寒瘧」、手少陽三焦經主病增加了「頰痛」等，而《內經》中則無這些內容，因而有參考價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內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瘧振寒、熱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遠視」；天柱穴增加了「頸項筋急，不得回顧，頭旋腦痛，針入五分得氣即寫之愈」；齦交穴增加「治小兒面瘡癬久不除，點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淚眵汁，內眥赤癢痛，生白膚翳，鼻中瘜肉蝕瘡」；大迎穴增治「微風眼瞼瞤動不止，風淚出」；風門穴增「若頻刺泄諸陽熱氣，背永不發癰疽」，等等，體現了宋代針灸臨床治療範圍的擴大。在針刺、灸壯方面，介紹亦更仔細，如言上星，應「以細三棱針刺之，即宣洩諸陽熱氣，無令上沖頭目」，「可灸七壯，不宜多灸。若頻灸即拔氣上，令人目不明」，而囟會則曰：「可灸二七壯至七七壯」，「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漸退，七日頓愈」；還補充了「頭風生白屑多睡，針之彌佳。針訖，以末鹽、生麻油相和揩髮根下，頭風即永除。若八歲已下，即不得針，蓋緣囟門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熱面、豬、魚物等」，顯示了《圖經》內容較前代針灸典籍要豐富得多，因而該書不僅是前代針灸經驗之彙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針灸學方面的認識和實踐經驗。經過他的整理編撰，影響所及，使針灸學術水平有明顯提高和發展，且使之趨向於統一。《圖經》所附十二經穴圖及取膏肓穴圖、崔氏四花穴圖等，也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較早的珍貴圖譜。

其次，王惟一的貢獻，在於主持鑄造了專用於針灸教學的銅人模型兩具。據南宋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針銅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針入而水出，稍差，則針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周密離王惟一所處年代不遠，書中記述的都是一些耳聞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庫全書總目·銅人針灸經》提要亦稱「今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與上述記載一致。銅人像的創鑄，給針灸教學增加了形象直觀教具，便於學生認穴，補充了書籍文字闡述和平面圖畫之不足；在作為測試工具時，也增加了認穴的客觀標準，直到明清時，朝廷仍沿用這一方法選用針灸醫生，如明初醫家寧守道，「精針灸法，應詔入京，針銅人中選，授太醫院大使」；清代醫家左見龍，「以其術游京師，適太醫乏人，經推薦應試針灸，以針刺銅人之穴多中，遂供職太醫院」。因此，銅人，作為世界上最早之醫學模型，有力地推動了針灸學的發展，以至銅人成了當時的「國寶」，有說金軍南下時，曾掠去一具。歷代統治者對於銅人，都予以重視，如元世祖曾於1260年命尼泊爾工匠修復銅人；明正統年間，明英宗也下令重鑄銅人，並對宋銅人予以高度評價，在其御制序中稱宋銅人「分佈腧穴於周身，畫焉竅焉，脈絡條貫，纖悉明備，考經案圖，甚便來學」等。明代針灸學家高武，亦仿此銅人，鑄男、女、小孩銅人各一具。可見王氏所鑄銅人之影響及其實用價值。王惟一的另一貢獻為刻石碑。儘管宋代印刷術已有很大進步，但由於印數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針灸醫學的普及與發展。為廣流傳，王惟一主持將《圖經》3卷刻於石碑之上，供針灸愛好者覽誦撫拓，故石碑對針灸術的流傳有推廣作用。其時石碑有四方，《圖經》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數」1卷，具有全書索引性質，一併放置在當時開封府大相國寺仁濟殿（原名針灸圖石壁堂）內。元初遷往北京，后因年代久遠，字跡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築京師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視，經修復整理，將五塊殘石置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中中國通史展覽展出。

王惟一的傑出貢獻，使我國傳統的針灸學術得以發展、推廣和普及，並糾正了唐代王燾倡灸禁針的謬誤。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對我們研究針灸學術仍然有着文獻學作用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