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二章 勞工

這一大家子的飯局了。這一桌子，就劉博然一個男人。

劉博然旁邊是劉九兒和程雪琴，紅素，紅葉，程雪瑩那丫頭，歐陽清月，白曉月。趙卓雅，加上劉博然都能湊成兩桌麻將了。

還有李賢淑現在在國外，被劉九兒派出去看世界去了。

這麼一大家子坐在一起，這時候的劉博然還有些感動呢，但是也不知道跟大家聊什麼。不過這個氣氛非常的感染人。

而此時的紅素，看大家都不說話。就又提到關於國外勞工的問題。

貌似開始劉博然根本沒說完。這時候就當是給大家講故事了，劉博然一邊吃飯，又一邊繼續勞工，給紅素她們講下去。

關於勞工，一個人那邊有他們自己人比較可觀的記載。

英軍格雷上校是分管華工營的一位軍官，對管理問題深有體會，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寫道，華工營管理工作出現的許多問題，責任不在華工而在軍官。他認為許多管理華工營的英國軍官根本就不稱職。

他們不懂如何管理華工，也不知如何處理因語言溝通或誤解產生的問題，只知一味採取高壓或彈壓。結果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進一步惡化。格雷抱怨說，任何一點糾紛出現后，軍官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在未弄清楚華工問題之前，便開槍彈壓。

格雷指出，許多軍官因為不了解華工，便對他們嚴加防範，經常訴諸嚴厲措施，並限制華工自由。他在該函的最後寫道，華工如管理得當，工作會十分出色，但英國的管理方法亟需改進。

其實，管理方法是與管理態度密切相聯的。英國之所以採取粗暴嚴厲的管理措施來對付華工，是因為在他們心裏，華工只不過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在戰時來到法國資助華工的蔣廷黻，對英國人的態度便有深刻觀察，他後來寫道：「在我看來，華工在法國管理下比較滿足。除管理方法差異外，一個重要因素是軍官對華工的態度。法國人對華工較少種族歧視，態度也較民主，對華工感受比較關切。」

英國人則相反，他們「總是刻意維護其軍官及白人的尊嚴及優越感」。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甘迺迪曾寫道，美國對一戰的貢獻是經濟上而非軍事上的。美國參戰並未在軍事上立即產生影響，但美國的加入馬上幫助協約國免於因戰事而「有破產之虞」。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同樣指出，華夏輸送近15萬華工到法國及最終宣戰，也許對協約國在軍事上沒有直接的貢獻，但意義重大。

古老的東方文明主動參與拯救西方文明，不僅為協約國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斷的華夏人力資源支持——而充足的人力資源是打贏現代戰爭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全方位的現代戰爭，戰爭取勝與否，不僅取決於戰場上的一決雌雄，更重要的是取決於經濟後盾及人力資源。

誠如倫敦《泰晤士報》所評：「現代戰爭是一種現代工業」，華工是這種新戰爭的「一支新部隊，他們的武器是鐵鎬、撬棒、鏟鍬及推車」。

華工年齡在20～40歲之間，個個身強力壯，吃苦耐勞。他們一天工作十小時，一周七天，極少休息。華工的到來至少可以幫助相同數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線，直接參戰。從這一角度分析，15萬華工等於15萬部隊，儘管他們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華工出色的工作贏得英法雙方高度讚揚。協約國聯軍總司令、法國元帥福熙稱讚華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們在現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艱難，保質保量地完成各種任務」。

法國一位具體負責華工營的軍官在向其上司彙報時寫道，華工「溫和、聰慧，是優秀的工人」。在英國管轄下的華工，儘管面臨各種管理問題及不公平待遇，也表現優異。英國人威克夫德當時所寫的華工報告就是華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見證。

他這樣寫道，每一位華工都是「頂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風雨無阻，冷熱不懼」，「他們善於學習，對英國遠征軍的各種工作需求，都能應付自如」。英國國防部對華工的出色工作也深為讚賞，稱他們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

由於大多數華工的工作地點靠近前線，不少人因此血灑戰場，甚至為協約國捐軀。迄今為止，歷史學家尚不能確定究竟有多少華工為協約國事業獻身，本文在這裏只能嘗試解決這一問題。華工死亡的數字包括在赴法途中死於德國潛艇攻擊，戰爭期間死於戰場，戰後為打掃清理戰場，死於地雷、引爆炸彈等。

關於赴歐途中死於德國潛艇攻擊的華工，有案可查的是700多人。

至於多少人死於戰爭期間或戰後清理戰場中，需要加以論證。間接求證的辦法是調查在法國的華工墓地。法國有多處一戰華工墓地。

在一個名叫「諾艾爾」靠近索姆灣的華工墓地，800餘華工埋骨於此。在另一個離巴黎不遠的巴倫墓地，有1000餘華工的英靈永存於斯。在巴納克村莊墓地，201位華工埋葬在這裏。把死於途中及葬身於法國的華工數字相加，我們可以得出近3000名華工死亡的數字。

1919年12月10日英國國會記錄記載約2000名英國管理的華工在一戰期間死亡，如果屬實的話，可以確信實際死亡的數字更大一些，因為這2000人僅包括英國華工，法國華工並不包括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