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絕非偶然

「扶桑金」「扶桑銀」「扶桑銅」，這三樣對唐朝各個階層來說，都是咬住了不肯松嘴的肥肉。

內廷外朝通力合作，給予牛進達極大的支持，也正是因為有利可圖。

對閹人們而言，在給皇帝做家奴的同時，平壤宮修起來也能撈點外快。不是所有閹人都能像敦煌宮那幫人碰上程處弼這種頂級奇葩，旱澇保豐收，只要管好後勤，金山銀海滾滾而來。

能夠在平壤宮做個二道販子，就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美差。

現在牛進達一路趕鴨子一樣把扶桑小朝廷趕到了島東地區，陸續又在島西海岸建立了大量據點，連扶桑小朝廷早年在難波修建的「宮城」也被攻克，可以說已經初步有了建制的基礎。

只是內廷外朝還在猶豫是羈縻統治還是直接建立州縣，成本太過高昂。每年的投入不可忽視，而且「扶桑地」每年的颱風，也算是讓唐軍領教了一下。

中央政府還沒有徹底下大決心，就在於財政上的壓力太大，連續多年的擴張，朝廷也是舉債度日。而且諸如蕃地、草原、黑水、大室韋、崑崙海、劍南等地，都是純投入，想要看到利潤，最少也是五年以後的事情。

除此之外，中原核心地區還要搞大建，工部和將作監已經迫不得已走上了技術追蹤的道路，每年從武漢挖人才入京，這筆投入，不比幹掉一個超級世家來得輕鬆。因為不是說你掏錢之後，人才過來就能立刻產生效益。

僅僅是整合人事資源，解決內部人事內耗，就是一個極其消耗精力的事情。一個進士科的科舉達人，根本沒可能服氣一個武漢土鱉站在他的頭上。同樣的，在武漢寬鬆的環境下學習、工作，進入到朝廷慣有的體制之中，整個適應的過程，無疑是一場試煉。

絕大多數武漢官僚，都很難迅速轉變角色，往往會為了官帽子，直接把下限擊穿，進而成為舊友體制中的一份子，而原先的鑽研動力，自然而然地，轉移到了爭權奪利的道路上。

這所有的一切，全都要靠錢來擺平，每年的硬性開銷，在武漢看來是匪夷所思的，但這是中央朝廷不得不支出的「學費」，而且別無選擇。

所以，當民間勢力通過海上貿易顯露，進入到「扶桑地」之後，他們展現出來的財力物力人力，自然就成為了唐朝鎮壓「扶桑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朝需要這些民間力量，同樣的，民間力量同樣需要官方的那張皮。

相互之間有了需求，於是就勾肩搭背，形成了現有的「扶桑地」資源分配格局。

舊年扶桑小朝廷曾經的京城之一「難波京」，如今就是民間巨頭們在「扶桑地」的大本營。

這裏有相當豐富的土地資源，還有不錯的海港，加上離伊予島又近，補給能力極強，鎮壓扶桑諸地「叛亂」的動員力也是極高。

「難波京」被攻佔之後，因為整個地區就是個極為廣大的坡，唐朝民間武裝，就把這個地方稱作「大坡」。

一般到了筑紫島或者伊予島之後，但凡港口妓院、賭場之中，都會有專門做跑路業務的掮客。

因為大多都是做兩島前往「大坡」的業務，所以這些掮客，在兩島諸多據點中，又被稱作「大坡客」。

時間一久，連唐軍上報給朝鮮道行軍總管府的正式軍報、公文中，也不再使用「難波」這個詞，而是「大坡」。

近兩年遼州、徐州兩個民間集團看上去是要爭奪和泉山南，實際上是為了爭奪「大坡」往東的貿易通道。兩個民間集團在「大坡」做不了主，頭上還有經營據點的唐軍，所以想要有話語權，掌握「交通要道」也就成了必然。

畢竟說到底，不管遼州也好，徐州也罷，他們在遠海運輸上是沒有優勢的，兩家都嚴重依賴外部勢力。而「大坡」往東，沿着大陸架的海岸線，可以做近海運輸，這是兩家都能掌握，並且有相當經驗的。

老張對於遼州、徐州爭奪什麼其實不感興趣，但總的來說，這種地方勢力在外延伸，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實際可用勞動力會增加，舊地區的新生兒數量，也會每年穩步增長。

說白了，當徐州一部分的青壯以「冒險家」的形式離開鄉土之後，他們對本土資源的消耗就大大減少，也就足夠讓徐州或者遼州中下階層，有了更多的資源去養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樣的，當遼州或者徐州的「冒險家」前往「扶桑地」之後，整個過程從駐紮到掠奪到經營到積累，時間短一點都要三年。

三年時間，在沒有更加崇高理想來自我約束的情況下，想要讓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褲襠，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筑紫島、伊予島兩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場的鋪面數量，可能也不會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於「扶桑地」的有識之士，也早早地進行了投機。那些出身中土名門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們改頭換面的好機會。

相較原先扶桑諸國的「血親政治」，唐朝哪怕是舊有體制，也早早地打破了這種權力繼承通過「血親」的方式。

對「扶桑地」的中下階層來說，擁抱皇唐天朝，是正確的不能再正確的事情。

而且隨着唐朝民間勢力進入「扶桑地」之後，唐朝中央政府對於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進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階層的成功投機。

大量擁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貴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協助皇唐臨時官僚來管理本土。

其表現形式，既有在奴隸貿易中充當幫凶，也有在遼州集團和徐州集團的激烈對抗中，充當鼎灰。

遼州人和徐州人其實在衝突中並沒有死傷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飽了赴死」的，大多都是這些土著貴族的「家臣」。

這些「家臣」，有點乞丐版「關隴軍頭」的意思，但隨着兩大民間集團的劇烈衝突，已經迅速衰退，土著領主貴族此時承擔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縣那些掌握一定資源的豪強，離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到貞觀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遼州兩大利益集團終於要選擇坐下來談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土著貴族們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來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這對徐州、遼州兩大集團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雙方各自陣營中的盟友，組團前往蘇州，找張德出面調停，絕非是什麼偶發性事件，而是必然。

只不過，張德雖然指出了一條明路，雙方已經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現有的環境下，如何分贓，卻又立刻產生新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