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洋秘書

西安以西大約225公里的地方，曾是通往歐洲的大漠商道的起點，這裏的鐵路沿線坐落着一座小城——寶雞。1939的１０月，喬治·霍格被任命為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西北總指揮部的宣傳秘書。他拿到了一枚有總指揮官題字「工合」的金屬徽章，住進了辦公室附屬招待所里一間6、7平方米大的房間。他把來自家鄉的照片釘在房間的牆上，然後又往小房間里塞了張桌子放打字機。辦公室里除了打字機外唯一一樣設備就是算盤。比起算盤啪嗒啪嗒安靜的聲音來，這台老式雷明頓打字機吵得不得了，害得他不得不去外面打字。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區到處跑，然後撰寫關於合作社發展狀況和問題的報告。他沒有薪水，但是各項開支都能報銷。他給自己買了條領帶，一個茶壺和一條床單作為慶祝。

喬治·霍格是個開朗的人。他對自己的頭銜很自豪——「洋秘書」。「洋鬼子」是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傳統叫法。「東洋鬼子」就是日本人。「洋車」就是黃包車。世紀之交，各地的城市修了平坦的柏油馬路以後，這種車就取代了中國傳統的手推車。霍格對這種特殊叫法很歡喜。他堅持說他曾聽見有人把自行車叫做「洋驢子」。理所當然地，進口固體石蠟做成的蠟燭就被稱為「洋蠟燭」，用以區別用動物油脂做的本土貨。

就在1939年的聖誕前夕，他給家裏寫了封信描述了一下新工作的情況，好讓父母放心他是在做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像他母親事先猜想的那樣只知道在中國閑逛到處看古迹。考慮到家裏食物緊缺的狀況，他特意表示他也不得不面對每餐少得可憐的食物。

這真的是一份優差：既可以從事一個產業，又可以同時享受作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處，還提供了一個寫作的好機會。還有旅行。在過去的兩個月里，我去過很多地方：西北蘭州，西部漢中……我跟你們講過我們的飲食嗎？早餐吃大米粥和花生，午餐和晚餐還是如此，非常不錯。如果有人想再吃點別的，我們就賭上一把，方法是每個人都伸出幾根手指，然後通過數出所有人伸出的手指總數來決定誰出錢。

他也因為有個中國女友而高興。現在他已經可以操著一口流利的河南話了。他是在洛陽第一次遇見她的，之後便愛上了她。洛陽位於黃河畔，因其與孔子有淵源而聞名，孔子年輕的時候曾在此地求學。他當時在火車站候車，看見一個大約十八歲的女孩想搭火車，但是她的弟弟在盡全力阻止她：「他沉默地攥着她的手，臉上帶着懇求和摯愛的神情。他們就站在那裏，沒有注意到我以及周圍的一切。」

她叫蔣赤霞，給一個負責訪問整個戰區的鄉村和軍團的學生劇團寫劇本，劇本以新近事件為主題：軍事勝利，戰役失利，莊稼豐收或者強盜襲擊。那些劇本是拙劣的戰爭宣傳品，但是非常奏效。巡演之後，學生們將回到他們位於寶雞的合作社中心，在當地學校教書。霍格愛上了這個年輕的姑娘，雖然他幾乎完全不會寫漢字，最終他找到人幫他寫了幾封情書。他試圖將這段關係保密，但是在這個少有高大英國男人的城鎮，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久之後就人盡皆知了。霍格和赤赤（人們都這麼叫她）經常熬夜撰寫近期的巡演報告或是編寫劇本。

學生劇團本着「人人沒秘密」的精神在公共場合排練，每月還舉行一次「求真」大會，會上隊里大大小小的問題都被晾出來討論，包括大家的感情問題，霍格也被拉着參加了其中的一次，跟大家分享他的感情經歷。

屋子裏擠滿了看上去很和善的陌生人，還有三個流里流氣的小鬼。

我想逃跑，或者像倫敦動物園裏的大猩猩一樣用報紙把自己遮起來。不過大家都很友善。蔣赤霞介紹了大會的主題，接着把某某人從別人那裏發現的一封情書一句不落地讀給大家聽。她讀的時候很高興，體現了合作社的「人人沒秘密」的精神。

蔣赤霞讀完后，一位高個子大嬸站起來問：「何克，你說說你愛蔣赤霞什麼地方？」霍格知道自己想說什麼，可不知怎麼就是說不出口。

好吧，我知道我愛她哪一點。我愛她男孩般爽朗的笑聲；愛她注視着我的眼睛跟我說出她的想法；愛她拉響下課鈴，孩子們一窩蜂衝到操場上玩耍，她幫他們擦鼻涕的樣子；有一次我們倆小小的合謀幫一個洋車夫跟他妻子避免了爭吵，我愛她輕輕揪我的手給我的暗示；我愛她……的樣子……是的，我愛她，可是我怎麼能對他們說得清，而且是用中文呢？更不用說是在這次「求真大會」上了。

霍格的這場戀愛只維持了短短几個月。蔣赤霞生病了，不得不接受一個小手術。儘管她和她的同學們在前線經歷了無數的危險，這次卻沒能熬過鄉下粗劣的手術。手術后一個星期她死於敗血症。那個夜晚，霍格重溫了一遍她給他講過的故事和他們在一起寫的稿子。

當他得知德國對低地國家和法國發動了閃電襲擊后，他的心情更沮喪了。直到1940年春他才開始認真考慮離開中國。德國造成的威脅和英國戰場的消息使他左右為難，他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回國參戰。他腦子裏一直有這個打算，在寫回家的信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過。他很想念家裏人，不斷詢問他們的近況。他對他姐姐芭芭拉的孩子的照片也讚不絕口，十分喜愛。他在信中還責怪母親想撮合他和露絲·托馬斯——一個從小和他一起長大的本地姑娘。

霍格很快又戀愛了。有段時間，他請求父母幫助合作社在寶雞的一個婦女組織籌集資金。這個組織是由一個叫大任的女人開辦的。它的成員是年輕的女難民，她們在當地的孤兒院工作，或在鎮里開紡織學習班。其中一個女孩名叫小任1，是大任的侄女，她是在家鄉長沙被燒毀后逃到這裏來的。她個子小巧，很聰明，還有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和迷人的微笑」，這是她給洋秘書留下的印象。

1940年初，他們相遇的那一年，霍格25歲，小任22歲。這場戀愛維持了18個月，直到戰爭把他們倆分開。他們都在寶雞的合作社工作，霍格把那當成他在西北地區活動的基地。儘管他們這樣一對在當時的中國很不尋常，但是霍格對這次的關係比較公開。那時，歐洲男人不找中國女人做對象，就算找了，也不會公開。

霍格不在乎別人知道他倆的關係，但是小任也不在乎。許多年以後，她回憶自己愛上這個高個子英國小夥子的那一刻，覺得他就像風中的一片落葉飄進了自己的生活：「那時寶雞剛經歷了一場轟炸。霍

格和我去到一間被襲擊了的合作社的辦公室，裏面躺着一個年輕女隊員的屍體，她是被炸死的，衣服都裂開了。霍格脫下自己的夾克，蹲下去，給她穿好；然後把她抱起來，背出了城外。他用手挖了個墳墓，我們一起把她埋了。」

除了薄命的蔣赤霞外，霍格在寶雞和其它地方也有過幾個中國女朋友。但他和小任在一起的時間越久，他越覺得這個長沙女孩就是他想娶的人。他在後來寫回家的信中也暗示了這一點。

他們倆在山上逛著，談着他們的將來，霍格還說打算帶她回哈彭登見他的父母。據小任回憶說，他們在山路上有過甜蜜的接吻，還經常互通情書。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一直是純潔的。

然而，在一個只有難民、合作社工人和軍隊的小鎮上，他們的關係還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為了躲避大家的議論，霍格在一個周末帶着小任去了一個旅遊勝地——華清池，這是唐朝的一位皇帝為他的愛妃在西安修建的一座浴池。幾年後，小任描述了他們在遠離寶雞的華清池度過的快樂時光以及他們對婚姻的討論：

他從沒正式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想娶我，我也想嫁給他。我們當時都想着，戰爭結束了我們就結婚。他和其他外國男人不同。那些我碰到過的美國人只想和我睡覺，但我從來沒答應過他們。霍格不是這樣的人，這也許就是我會被他吸引的原因。

戰爭讓他們走到了一起，戰爭也將他們分離。小任是一個非常愛國的熱血青年，她想去更北邊為游擊隊做更多的事。這意味着她必須穿過國民黨軍隊封鎖的地區。霍格擔起了這個護送她從寶雞出發，穿過國民黨控制區，再到達黃河流域中部的洛陽的危險任務。通過一路上的關卡和路障對他來說已經不難了，但旅途中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洛陽不是共產黨控制下的地區，但因為它離游擊隊地區很近，警察很可能會審訊、逮捕可疑份子。小任在鎮上待了幾個星期，等待聯絡人的口信，霍格冒險去看了她三次。第三次去看她的時候，卻發現她已經離開了。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游擊隊地下黨的鼓舞下，她去了北邊的一個訓練營。他從此再沒有見過她。11月的時候，他寫了封信回家，告訴他媽媽他差點就結婚了，「可日本人偏偏發動了一場大戰，而她選擇了她的國家。」

小任在游擊隊接受了一年的訓練。1944年她加入了八路軍，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前線戰士。這是對她軍事技能的充分肯定，因為游擊隊中只有2%是女性。

霍格從來沒有忘記過小任，他們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他去世。每次收到小任的來信，霍格都會高興得跳起來。路易·艾黎記得「他興高采烈，一整天都樂呵呵的，把她的信拿出來一遍又一遍地看，直到最後因為看了太多遍，信都快成碎片了。她一直在他心裏。」

1940年1月12日，霍格聽說了一個讓他感到驚奇的消息：凱瑟琳·霍爾違背了日本人的驅逐令又回到了戰區。她是一個43歲正直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歲月已經鍛煉了她面對死亡、疾病和戰爭中的暴行的勇氣。在她治癒霍格的斑疹傷寒后不久，日本人就燒掉了她的診所。在把從北京購買的大量的藥材偷運到游擊隊地區途中，她被日本人逮捕了，並被送往北京進行審訊。他們用死威脅她，並把她送上了一艘開往新西蘭的船。在香港，她跳下了船，參加了中國的紅十字會，並協助他們把兩大卡車的軍需藥品送往800英裏外的北方。

這批軍需藥品的目的地是救治八路軍的一個醫療所。醫療所是由諾爾曼·白求恩大夫開的，他是在抗日年代湧現出的一名非常傑出的人物。他是一位49歲的加拿大共產黨員，愛喝酒、愛結交女性、有着敏銳的頭腦和火爆的脾氣。他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西班牙內戰結束后，他決心重新參加戰鬥，和法西斯鬥爭到底。於是他在1938年向毛澤東提出願意為他們服務。當時，游擊隊的醫療條件很艱苦，傷兵們只能在戰地接受近乎原始的手術。白求恩在盡量靠近前線的手術台辛勤工作著，在缺少藥品和麻醉劑的情況下，他實施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手術。他的生命雖然短暫，但他成為了一個傳奇，也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革命將領的永遠紀念。

霍格對於像凱瑟琳·霍爾這樣一位性格剛烈的傳教士，會和白求恩建立深厚的友誼很感興趣。白求恩很欣賞霍爾的專業精神、她的勇氣和她不顧生命危險跨過敵人的防線運送藥品的事迹。他也知道她偶爾還幫助那些遭到日本人追捕的學生躲在卡車裏，逃離北京。霍爾也很喜歡白求恩這位朋友，她欣賞他自我、率性的性格，還有他能把一棵老樹下滿是灰塵的一小片地變成一個戰地醫療所的本事。

正如她的傳記作者瑞伊·麥奎格所指出的一樣，這位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她的工作和信仰的堅強的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在白求恩身上找到了共同的理想，並和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都想在農村地區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醫療服務網。他們想在農村建立培訓基地，讓村民掌握基本的醫藥知識，這樣當地的村民就可以當衛生所的醫生。他們還有一個夢想，就是有一天，在農村地區肆虐的疾病，比如斑疹傷寒、霍亂、痢疾、瘧疾和腳氣病都能輕鬆治好。

白求恩在游擊隊前線的醫療所工作，他的基地則在毛澤東在延安的總部。凱瑟琳·霍爾也經常與他在同一個地區工作，她要保證白求恩手術所需要的基本藥品和設備。他給了她一份很長的軍需藥品的單子，需要從北京偷運過來。

他們兩人都是遠離祖國和親人、過着危險、孤獨生活的人。他們之間有着天壤之別。在長達18小時的混雜着血、泥污和傷兵的慘叫聲的手術結束后，白求恩非常疲憊；而凱瑟琳·霍爾則有《聖經》來作為精神支持。她有她的信仰、禱告書和她的聖潔。然而只要他們在一起，他們就會談到夜深，暢談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理想。

和他們一起工作的醫務人員都猜測這兩個外國人之間有段羅曼史。白求恩和同一個女人兩次結婚又離婚了，而霍爾從未結婚，一生單身。

1939年11月，白求恩在給一名傷員做手術時，因為沒戴手套，他被割傷的手指受到感染，死於敗血症。霍爾當時正在從香港採購藥品回來的路上，聽到這個消息后，她很悲傷，就像聽到兩個哥哥在一戰中戰死的消息一樣的悲傷。幾個月後，由於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她染上了腳氣病。為了保住性命，她被迫離開這裏，回到了新西蘭。

霍格對霍爾的評價，關於她毅然回到中國，給她崇拜的一個醫生送軍需藥品，以及她痛苦的離別，是很符合當時的情境的。「如果說有勇敢女性的話，霍爾就是！」他在1940年1月12日寫回家的信中寫了這樣一句話。

擔任洋秘書以來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被派到寶雞以南160英里眉縣一個村子的小工業合作社工作。這是一個荒涼的小地方，四面都是貧瘠的山坡，唯一的亮點就是漢江的鱗鱗水波。倫敦市長為中國籌集了5萬英鎊的資金，這是筆大數目，摺合今天的1100萬英鎊。這筆錢主要是投入當地的合作社建設的。合作社派他來弄清楚這筆錢的去向。在河水的淺灘里，霍格還發現了派他來的另外一個原因。

一個男人孤零零地站在淺淺的河水裏，像只孤獨的水鳥。藍色的工作衫敞開着，長褲卷到了膝蓋，旁邊放着簡陋的篩子和淺口盤。這個人的孤獨和他周圍環境的貧瘠是顯而易見的。光禿禿的山坡后埋着的是金子，而這個男人的背後則是成千上萬個和他一樣命運的人。

通貨膨脹削弱了法幣的購買力后，黃金的價格急速上漲。匪幫們從淘金者那裏搶奪黃金，交給國民黨，就可以領到一筆豐厚的獎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多數土匪都是國民黨的逃兵。黑市的黃金價格漲到正常價格的三倍時，這些土匪就自己接管了所有的淘金活動。安康鎮(西安以南一百多英里的一個小鎮）附近金礦的產量下降了25％。

霍格在這裏的任務就是把小淘金者重新集合起來，組成一個大的合作社。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如果成功了，他們就可以同從重慶過來的銀行買家代表談成更好的價錢。兩個星期內，淘金者們組成了一個大的合作社，並用金子來招募保安。霍格離開時，這個合作社已經能為它的成員帶來更大的回報了。但那位倫敦市長的錢卻不見蹤影。

第二個任務緊接着來了，霍格坐上了一輛載滿貨物的大卡車。卡車在山路上開着，用的燃料是本地產的白酒。他們的目的地是漢川，位於秦嶺腳下漢江平原中心地帶的一個集貿小鎮。因為地處自北向南的貿易主線，漢川好幾個世紀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朝廷和地方軍閥紛爭不斷，都想控制這個地區，掠奪山裏豐富的鐵、金、銅礦和山谷里的棉花、絲綢、大麻、竹子和茶葉。

漢川的合作社全部破產了。通貨膨脹把工人們逼得都快餓死了，合作社拿不出資金。這樣的情況霍格並不是沒有碰到過。他特意挑了一家情況最糟的合作社，這是一家生產油布的小合作社，它的9個工人以前在一家私人的工廠幹活，因為提出加工錢的要求被老闆開除了。他們用合作社給的補助買了織布機。以前工廠的老闆娘因為忍受不了丈夫對她的虐待，也加入了他們。她叫秦文水，並被大家挑選為帶頭人。通貨膨脹和戰亂使他們的小合作社倒閉了。

霍格為這個合作社起草了一份商業計劃書，並規定織布機作為他們的共同資本。在這個基礎上，他們能夠獲得預付的棉紗，再織成綿布。賣布的收入能用來買木油，再生產出價錢更高的油布。

然而結果卻不是他們所設想的那樣。秦文水的丈夫找來了，還企圖關掉他們的合作社，說他們乾的是不道德的勾當。隨後，他把她接回了家，說要修復他們的婚姻。後來她母親在她家發現她被系在腰間的一根繩子吊在天花板上，已經不省人事。她雙手被捆在背後，赤裸的身體滿是淤青。

文水被送進了醫院，而她的丈夫被關進了監獄。幾天後，她又回到了合作社。霍格這樣評價她：「這個一字不識、命運坎坷、讓人同情的女性把她身上所有的熱情都投入到了合作社。她把這裏看成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