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漢口
在中國的揚子江和漢江的交匯處坐落着很多城市，距離中國東海岸線450英里的漢口就是其中之一。從喜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經揚子江，並最終在上海注入大海。蔣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漢口。這裏與武昌、漢陽一併成為當時的政府所在地；這個城市群就是現今的湖北省省會，武漢。
在1938年，從上海到漢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開往英屬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後再搭乘火車或飛機。那年的3月9號，喬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后，他又馬上換乘了去往漢口的火車。在這個歷時兩天，總行程超過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憑藉自己優秀的口才從極為不舒服的三等艙來到了頭等艙休息。也正是在那裏，他遇見了一位穿着得體的中國商人。這位商人在一家主營新聞用紙業務的德國公司駐上海的辦事處工作，當他得知喬治正在尋找工作后，馬上為他提供了一個英文秘書職位空缺的信息，帶一個英國秘書參加會議無疑會使這個商人與眾不同。這讓喬治很開心並一口答應。於是喬治在漢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還用印有單位「范·里庫姆兄弟有限公司」抬頭的紙，給家中寫信，那時的他已經開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運之神似乎還在眷顧著喬治，在這樣一個賓館全部客滿的城市，他的穆里爾阿姨很快就利用關係為喬治找到了一處住所。這個房屋是中華聖公會的地產，由一名美國主教，也畢業於牛津大學的人掌管。霍格用「一個可愛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來形容這位名為吳德施的人。這裏並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樣，提倡節儉的理念；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美國募集了一大筆資金用於修繕建築。整幢建築被一條類似護城河般的小河環繞着，外圍則是高高的紅色磚牆。從圍欄望進去，可見遍地盛開的鮮花，一片菜園子，一條植滿樹木的小路，還有一個網球場。由於這個教會興辦了一所英文授課小學和接納中國高中畢業生的神學院，所以一些建築內部還包括了教室和學生宿舍樓。這位還有幾周就要退休的主教與蔣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義精神，或者說是政治機會主義精神的倡導下，這位主教會接待一些共產黨員，並為一些知名的親共人士提供住所。時任共產黨駐漢口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經常去那裏喝茶，時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會來拜訪。周恩來的英語說得非常流利，每次來訪，他都要找住在這裏的新聞記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這裏安頓下來。幾天後，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來描述這座城市。他是正確的，漢口作為革命的重要據點，既可以欣賞到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貧民區，對一名充滿好奇心的新聞記者來說，可謂一片樂土。
漢口是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后揚子江上開放的對外貿易港口之一。當年，英國找借口挑起事端，與中國進行外交對質，並強迫清王朝在北京簽訂了這一協議。隨後，法國也以在中國未對西方開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殺害法籍傳教士兇手為由加入了這個條約；德國和美國也不甘落後。這樣，中國長江沿岸的10個港口先後對外國勢力開放。隨着一系列讓步性條款的簽訂，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在中國的領土上已經具有設立獨立警察局和稅務部門的權力。這些額外的讓步性條款的強制籤訂，已經讓中國的帝王受盡了屈辱；而條約中允許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任意活動的條目，更是讓昔日的帝國顏面盡掃。
漢口的江堤就是歐洲列強強加在中國的絕對命令的象徵。沿岸的精美建築不僅僅折射出西方人對於建築的品味，更多的則代表着這些地方是禁止中國人進入的。銀行、寫字樓、政府大樓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華住所，全部彰顯出具有個性的品味。整個城市，雖然也可以看見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但無論是林立的高樓，還是劇院、電影院、咖啡館、寬闊的林蔭路以及繁華的河兩岸，幾乎完全是歐洲人的規劃風格。郊區的賽馬場則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會景象，還有那些夜總會，那些看台、露天廣場都會讓在場的觀賞者感受如同身處薩里郡中心。
喬治·霍格在中華聖公會的生活雖然算不上有多麼舒適，但他的起居都有僕人照料；這裏豐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務也不賴。在他從這裏寫給家中的第一封信內，還談到了同在這裏享受主教熱情接待的其他外國人。其中他提到由於撰寫了《紅星照耀中國》（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夫人海倫·斯諾。信中他還特別提到住在這裏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軍騎着馬一口氣走完全程的美國女作家」*來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未來幾個月中出現在
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產黨的支持者自稱，也是自
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這本暢銷書的作者。當時的她已經是迅速壯大的漢口媒體記者圈中的一位領袖級人物。
1938年的前10個月，漢口成為了中國戰爭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為外國記者、外交官、門客和特工人員最渴望到達的地方。對於那些年輕的記者來說，來到這裏寫寫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賺點錢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場勝仗后，使得一批名記者，小報記者和攝影記者都期盼著下一場戰爭。在那個年代，中國的漢口似乎就成為了另一個馬德里，在重重包圍下等待着最後戰役的到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那裏註定將成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駐紮在漢口的很多記者都是參與過西班牙內戰、歷經磨練的老手，他們需要另一場戰爭，以便他們為讀者傳遞更多的信息。
當喬治·霍格來到遠在幾百英裏外的一線戰場時，並沒有發現硝煙瀰漫的戰場。不久前中國軍隊與日軍在台兒庄一戰剛剛勝利告捷，使得漢口還沒有受到特別的威脅。
日軍在攻佔南京后，又試圖控制位於江蘇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車站，以便掌控貫通南北，穿越中國心臟的鐵路要塞；大運河岸邊的台兒庄鎮就是這個要塞之所在。經過兩周的奮戰，整個村鎮幾乎被夷為平地，中國軍隊似乎準備撤退了。然而，兩天後，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軍團率領的中國軍隊對日軍駐地發動突襲。徹夜激戰後，日軍3萬人部隊中的一萬人死傷或被俘。
時年24歲的羅伯特·卡帕是一名攝影師，在西班牙內戰時已經小有名氣，後來成為中國戰爭爆發后的一名隨軍攝影師，帶着相機走南闖北。《生活》雜誌的老闆兼編輯的亨利·盧斯對戰爭有濃厚的興趣，所以曾經將羅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為一個長達兩頁多的專題。專題的開篇是一段戰爭序語，這樣寫道：「在那些成為歷史轉折點的著名村鎮——滑鐵盧、蓋茨堡、凡爾登——的名單上又增加了一個名字，台兒庄。」歷史對於中國軍隊可不像對早期戰役的那些勝利者那麼仁慈。
前線和戰爭或許離漢口還有些距離，但這裏仍為那些渴望成為記者的年輕人提供了不少機會。這裏駐紮着大量優秀的外國記者，為他們觀察記錄中國人民抗擊法西斯的鬥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台。在1938到1945年間，當時國共結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比其他任何時候都真誠的。周恩來和一大批共產黨員已經轉戰漢口，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此外，由一戰英雄和前納粹柏林衝鋒隊指揮官斯坦恩斯領導的德國代表團也活躍在這裏，他們是蔣介石的軍師。
無論如何，漢口的確彙集了大量外國優秀記者，他們當中大多數是美國人且結成不同的派別，美聯社記者漢森，《星期六晚郵報》和倫敦《先驅報》的埃德加·斯諾，還有他的太太海倫，先後在合眾國際社及《時代》雜誌做記者的傑克·貝爾登，《紐約時報》的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日報》的阿特·斯蒂爾，還有就是為美國一些激進派雜誌寫稿子的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及倫敦《新紀事報》的弗雷特·阿特麗。
《時代》雜誌社記者彼特·弗萊明和他的妻子，演員西莉亞·約翰遜的到來似乎成了漢口的一大新聞。弗萊明是英國文學界和交際圈的有名人物，從他的第一本著作《韃靼的新聞》就獲得廣泛認可。這是一本描寫從中國北京到克什米爾的旅程的書，於1936年出版。雖然後來他的弟弟伊恩由於創作了007詹姆斯·邦德這一人物，贏得的名聲一度有趕超哥哥之勢，但畢竟是弗萊明更早被世人認知。他和妻子西莉亞·約翰遜於1935年結婚，西莉亞後來因和特雷弗·霍華德主演了電影《相見恨晚》而在1945年一舉成名。這兩個人的結合可以說是上流社會的一樁美好姻緣，也引發一時的話題。西莉亞·約翰遜主演了一系列倫敦西區的熱門戲劇而活躍在舞台上，並從1941年開始涉足電影業。
1938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奧登來到漢口，並很快與弗萊明夫婦見面。這位《時代》雜誌的記者顯然為這次會面穿得過分講究了「弗萊明身着卡基色襯衫和短褲，腳穿一雙高爾夫長襪，配山羊皮皮鞋，手戴防水腕錶，身背萊卡相機，看上去就像剛從倫敦的裁縫店裏出來，正極力為典型的紳士裝備做廣告。」伊舍伍德在他的日記中這樣描述，這些日記都是他今後完成《戰爭之旅》的素材。伊舍伍德認為即使現在待在中國有些危險，但「和奧登討論過後，我還是覺得此刻我們留在漢口比去其他地方更有意義」。
如同其它剛剛抵達漢口的記者一樣，奧登和伊舍伍德在安頓下不久就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取得了聯繫。在艾格尼絲位於中華聖公會的住所，雙方一見面，她就考察起這兩位記者的政治觀點。因為對於那些不認同她觀點的人，史沫特萊可沒有多大耐心應付。之前她和喬治·霍格見面時，就是因為發現喬治不僅是個外表高大英俊的英國男孩，還具備純真、青澀、天真的特性，並準備迎接中國戰爭帶來的挑戰。因此他們很快就成為了朋友和同事，雖然史沫特萊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但是，他們兩人的關係卻始終沒有超越朋友的層面。
霍格說史沫特萊是個「身材高挑、有些嚴酷，留有伊頓髮型的人；40歲左右，熱心於中國共產黨事業，而對俄國的事卻沒什麼興趣。」喬治完全被史沫特萊的強硬觀點和她同美國媒體遇到分歧時爭吵的狂暴嚇住了。史沫特萊認為蔣介石政府是法西斯主義的秘密贊同者，而相信共產黨是中國的唯一出路。這個觀點在當時很不被認可，但是史沫特萊用她畢生的生命捍衛著這一觀點，不惜冒犯權貴，與她共事的同伴，以及她的大多數朋友。
作為一個女權主義支持者，一名激進分子，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支持者，史沫特萊和一位天真的牛津畢業生成為朋友有些不同尋常；但史沫特萊本就是個不尋常的女性，有着特殊的經歷。
1892年，艾格尼絲出生在密蘇里州的一個貧困地區。在她10歲的時候，全家搬到科羅拉多州。她的父親是名工人，嗜酒成性；在她16歲時，母親死於營養不良。父親偷走了艾格尼絲積攢的45美元去和同伴喝酒。忍無可忍，艾格尼絲帶着妹妹和兩個弟弟，以及死於難產的姐姐的孩子，離開了家。那時，她就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生活下去。她不向社會低頭，不要像其他女性那樣生活，更不能成為四個孩子和一位嗜酒父親的苦力。
在將弟弟妹妹以及姐姐的孩子安頓好后，艾格尼絲離開了家，開始了持續兩年的半流浪式生活。剛剛20歲出頭的她隻身來到紐約，白天在一家餐館做服務生，晚上到紐約大學讀書。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她成為了印度流亡愛國者力求推翻英國統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顯然，史沫特萊並不滿足於僅僅表現出某種政治姿態。1918年，她因走私軍火和違反美國「中立法令」而被判入獄。從此，開始了她作為激進分子的生活，直到1950年離開人世。在她去世前，還因涉嫌參與間諜活動而被調查。
在她的傳記作者魯思·普賴斯筆下，史沫特萊「……一生都在和形形色色的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政治保守派將她視為中國共產黨的追隨者，她的記者同行們常會無視她言辭激烈的報道。那些真正認識她的人則認為她是一位個性很強的人物，而且是個內心堅定的夢想家：「我可能並不單純，但我是正義的。」她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有時候她也這樣說，「我走的太遠了，但我還會堅定地走下去。」
1929年史沫特萊來到中國時，她已經被保守派定性為危險的激進分子。《法蘭克福日報》甚至拒絕刊登她寫的第一篇關於日本入侵滿洲的罪惡行徑的新聞，直到後來證實她所寫的都是正確的，才成為該報的首席記者，直到1933年納粹上台。一位倫敦的出版商，維克多·戈倫茨將她介紹給《曼徹斯特衛報》，於是她也被任命為該報在中國的通訊員。
那些經歷過戰爭的城市——例如70年代的西貢、索爾茲伯里、羅得西亞，還有80年代的貝魯特和耶路撒冷——總會因為戰地記者的駐紮而湧現一批著名酒店，那是記者們在一起交流、喝酒、相愛或者背叛對方的場所。在西貢有著名的洲際酒店的酒吧，在索爾茲伯里有奎爾俱樂部，在貝魯特有考曼德酒店，在中國的漢口則有美國海軍的俱樂部和其附近的德明飯店。漢口的近代史與長江上的巡邏隊有密切聯繫，美國海軍特遣部隊長期駐紮在那裏保護居住在當地的美國人以及周邊的炮艇艦隊。然而在媒體看來，這個巡邏隊的真正貢獻就是這個俱樂部。根據美國海軍的規定它也是禁酒的，然而漢口的媒體團如此頻繁地在那裏出沒，因此有人懷疑他們想辦法打破了這一規定。
史沫特萊就是海軍俱樂部和德明飯店媒體喝酒、聚會的核心人物，於是，她將喬治·霍格介紹給各路媒體認識，喬治也很快地和大家打成一片。
幾年後，當年也活躍在漢口的新西蘭記者路易·艾黎，一名共產國際的支持者，也是霍格在中國的一個重要朋友，這樣評價霍格和史沫特萊的關係：
喬治為史沫特萊的自由天性、她的社會生活以及她的共產主義觀點着迷。史沫特萊也很喜歡他，因為喬治與媒體隊伍里的其他人不同，除了來自家庭的和平主義理想，他並沒有帶任何成見來到中國。當然，史沫特萊覺得那種和平主義理想有些荒謬，因為中國人的確在為他們的生存而戰；她相信人類必須為生命賦予的一切而戰。喬治贊同她的觀點。他們是朋友，但我相信僅此而已。
史沫特萊喜歡霍格，希望能讓他認同自己的共產主義觀點。她還同意喬治用自己的銀行賬戶兌換現金或支票，也經常告訴喬治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採訪到好新聞。喬治的生活中一直不缺少，或者可以說他很喜愛那些堅強、不循規蹈矩、有點「難相處」的女人。他的母親和穆里爾阿姨就是有主見的女人，而史沫特萊則是穆里爾阿姨的更加危險的版本，只不過沒有穆里爾中產階級式的嚴格禮數和道德要求。
在漢口，還有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我們不得不提，那就是賦予漢口勃勃生機的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1938英國駐華大使館從南京遷到漢口不久，阿基鮑爾德·克拉克·科爾爵士就被派來中國，擔任英國駐華大使。他是一位開明、生活豐富多彩的人。他和他美麗的智利妻子琪達無論是在漢口還是在之後的重慶，都熱衷於舉辦由國民黨、共產黨、記者、商人等各界人士參加的聚會。他的妻子擁有一頭金黃的捲髮、漂亮的五官，嬌小可人，說話的時候可以聽出她的西班牙口音，活像一個洋娃娃。然而，孩子氣外表掩飾不了她是個充滿智慧、見聞廣博的女人。克拉克·科爾和他的夫人是漢口社交圈裏的風雲人物，樂於和各路媒體搞好關係。
和其他客人一樣，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接到英國大使的宴會邀請後有些驚訝。那天晚上，史沫特萊身穿一件借來的禮服，做好了因為自己對於大英帝國的觀點而受責難的準備，因為她畢竟曾因為印度民族主義運動走私軍火而在紐約坐過牢。然而，阿基鮑爾德先生當晚的表現讓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大為驚訝。因為她發現這位英國人「是位身材瘦弱、皮膚呈褐色的蘇格蘭人，擁有堅韌的精神和卓越的幽默感」；他甚至還和自己在民族政治的問題上擁有相同的看法，實在讓人難以將他的魅力和富有同情心的政治觀點和他的英國大使身份相匹配。因此，史沫特萊得出結論：他是位「不錯的蘇格蘭人，一不小心成為了英國駐華大使。」對喬治·霍格來說，當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拉克·科爾透露，而後由史沫特萊告訴他的兩個重要信息。這將改變他的一生。
這位大使將他的計劃告訴當晚的客人，即在中國農村組織一個工業合作聯合會，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簡陋的工業基礎設施，並為抗戰提供武器和裝備。他隨後又解釋說來自新西蘭的路易·艾黎正在勸說政府接受這一建議，他對此印象深刻。此話一出，全場突然鴉雀無聲。據史沫特萊說，有人認為艾黎是位喜歡追逐奇迹的「魔術師」，而大使認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隊伍中來，那麼「奇迹」就會發生。
克拉克·科爾明確表示他要幫助艾黎，並會將這個主意告訴蔣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齡。他信守了諾言，而宋美齡也成為了在鄉村成立小規模工廠的熱情支持者和組織者，她也是這個運動早期能夠獲得成功的關鍵人物。
那時，艾黎是一名政府職員，負責檢查上海的大小工廠。1938年，他花了幾個星期來到漢口為工業合作運動奔忙，並結識了喬治·霍格。牽線人也是工業合作運動的熱心者，史沫特萊。她介紹兩人認識，並希望霍格能就此寫篇關於這個項目的文章。艾黎調查了計劃將要復興中國工業的鄉村，隨後就離開了。
在聖公會住下來后，霍格的首要任務就是賺錢繳納房租。吳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還不會好心到為來來往往的記者提供免費住所。對喬治來說，錢也的確是個問題。
霍格在范·里庫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從早上九點到中午在漢口一家高檔酒店和中國的商人和客戶會面。他的工資剛好夠繳納房租，沒有多餘的錢購買一輛自行車。而自行車對於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記者來說，可是必要的裝備。那時的他太缺錢了，甚至連往日兩星期給家裏寫封信的習慣都要改成一個月寫一次，為的就是節省郵費。他還要求家裏用很輕的信紙和信封給他回信，因為他發現如果信件過重會加收額外的費用。在中國的戰爭年代，郵政服務費用計算的非常精細，為的就是能夠維持正常運作。霍格父母寄來的信有些確實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還是到了喬治的手中。那時從英國到中國的信件要經過海運到香港，再陸運到中國內地。然而，從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后，從英國到中國的郵件甚至要經過俄國這樣漫長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達中國。
霍格嘗試過教授俄國外交團英語，然後又到漢口大學教書來賺更多錢。他簽訂了從新學期開始教授英語和經濟學的合約——可9月份的時候日軍已經兵臨城下，學校被迫關閉。
後來，喬治得到了合眾國際社兼職記者的工作，這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他的經濟問題，他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他當時的工資是每個月80美元，在面臨急劇通貨膨脹危機的當地來說，已經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棄了和中國商人在一起的工作，還買了一輛自行車。
合眾國際社的口號是「報道發生在每時每刻，地球上每個角落的新聞」，他們已經在漢口派駐了一名優秀的全職記者——傑克·貝爾登；而且時不時還會有新的明星記者出現，例如報道戰爭衝突的貝蒂·格拉漢姆。貝爾登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漢口幫」的其中一位。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將喬治介紹給他，而他也很高興身邊能有一位新手幫助他做些跑腿兒的工作。
在合眾國際社的工作是幸運之神對喬治的最大垂青，因為這使得喬治擁有了媒體資格，給了他結識更多改變戰爭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機會，還包括給了他在各路媒體中的地位。總之，這份工作為喬治打下了堅實的新聞報導工作的根基。建立於1907年的合眾國際社和當時的路透社、美聯社之間是競爭對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豐富多彩的報道筆觸挑戰新聞界的霸權地位。在合眾國際社的總編羅伊·霍華德看來，其他的通訊社的新聞報導太過沉悶與無味，因此非常鼓勵他的員工在稿件中注入更人性化、廣大讀者喜聞樂見的內容。
現在，我們已讀不到喬治·霍格在合眾國際社工作時的報道了，但是從日後他為《曼徹斯特衛報》撰寫的新聞稿件以及從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發現，他的寫作風格很好地研習了在合眾國際社時習得的要點。這份新的工作讓他放棄了繼續從事教師職業的計劃。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他努力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稱職的外國記者。那時的工作很艱苦，且喬治很少得到總編的表揚。然而，他學會了如何編寫一篇短小精悍的新聞，還練就了妙筆生花的本領。
霍格是幸運的，作為記者，他趕上了不平凡的年代。從他踏上中國的土地開始，抗日戰爭愈演愈烈，不斷攀升的傷亡人數、不斷暴露的日軍殘暴行徑都是新聞記者不得不報道的殘酷題材。
1938年5月，日軍控制了鐵路樞紐徐州。中國軍隊則沒有藉助台兒庄之戰乘勝追擊，而是從中部繼續向南撤退，在漢口北邊的山區及周邊城市駐紮重整。
日軍則是乘勝追擊，南京大屠殺的殘暴行為並沒有讓這個民族感到一絲羞愧；而國際社會的沉默也助長了其囂張的氣焰，日軍繼續在中國內陸地區實行燒殺搶掠奸的行為，所到之處的很多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慰安婦。
為了阻擋日軍的南進，中國軍隊在1938年6月初炸毀了黃河花園口堤壩，兇猛的河水衝出河床，堵住了日軍南下的去路，淹死上千日軍士兵，裝甲車也深陷泥沼，動彈不得；鐵路等地面交通也被迫中斷。當然，由此導致的民生損失也是慘重的，洪水沖毀了11個村鎮，4000個小村莊，200萬百姓無家可歸，生活陷入貧困。那次洪水究竟使多少人喪命還處於爭議中，到目前為止，官方公佈的數字是32萬5000人。從軍事策略上看，中國軍隊那次的策略是成功的，使得日軍進軍漢口的日期推遲了3個月。然而，對於這個導致重大平民傷亡的戰略，國民政府則矢口否認黃河堤壩被炸毀是故意所為。
面對日軍的不斷進攻，總司令蔣介石命令漢口的所有機械製造業停止工作，轉遷中國內陸。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將大陸沿海城市的大量人口、政府、學校和工廠轉移內陸，免受戰爭傷害的一個方式。這次的大遷移使得形勢發生戲劇性變化。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沿海開放的大城市，轉移到中南部的山谷中。四川、雲南、廣西、湖南、陝西和甘肅的廣大省份成為了抗擊日軍的重要根據地。面對日軍精良的戰鬥裝備和訓練有素的軍隊，蔣介石不得不選擇利用中國廣袤的土地及龐大的人口來抵抗侵略。
1938年春，蔣介石已經50歲了，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獲得了一些認可。然而，他領導的國民黨和國家政權一直沒有穩固。從19歲參軍，隨着滿清王朝*1911年的衰亡而走向成熟；他也被認定是當代中國之父的孫中山的繼承人。孫中山是一名衛理公會派基督徒，且主要都是在國外的夏威夷接受的教育。1911年，為了推翻守舊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共和國，他將部份「新軍」編進同盟會的隊伍。第二年，他就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然而，在他當權的幾個月後，因為地方軍閥的強大勢力而不得不選擇放棄。
接下來的十年是中國處於無政府狀態、歷史上蒙羞的十年。任何中央政府僅只是在形式上領導著這個國家，中國陷入軍閥混戰和外國鐵蹄踐踏的兩難境地。有兩個人從黑暗的歲月中浮現出來，走上了領導之路，他們註定將改變中國未來的命運
1921年，一名曾經當過老師、圖書管理員、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在上海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名字叫毛澤東。27歲的他從那時起就放棄了之前的職業規劃，成為了一名職業的革命家。
蔣介石從莫斯科為國民黨尋找資金援助回國后，報告說俄國只是在由另外一個沙皇統治。他稱俄國在中國的真正用意是將中國「蘇維埃化」。1924年，蔣介石成為黃埔軍校的校長，為國民黨軍隊培養、輸送高級軍官。不出所料，在1925年孫中山去世之後，掌控了國民黨
的蔣介石通過與共產黨的決裂鞏固了自己在這個分裂的黨中的權力。為了捍衛他的權位，他在同年迎娶了孫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齡。宋家都是基督教徒，1929年蔣介石也皈依了基督教。但是直到1938年，隨着國民黨在漢口召開大會，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總裁，他才取得了了對國民黨內——而並不是全中國的，——完全領導地位。
然而，中國政府的政治變更並沒有引起喬治·霍格多大的興趣。他和所有駐紮在漢口的媒體們只對一個話題強烈關註：那就是戰爭。1938年初夏，這場戰爭步步逼近漢口，但是記者卻仍然無法準確預計戰爭的進程及發展。在日軍展開空中攻勢的策略下，任何地方都成為了戰爭的前線。雖然漢口擋住了日軍繼續南下的路，但是他們仍然可以肆意轟炸。霍格曾經在上海目睹了大炮和各種迫擊炮轟炸后的可怕場景，在漢口，他第一次發現自己真正處於隨時可能被點燃的火線上。
1938年5月到7月，整整三個月，一批又一批的日軍轟炸機編隊在漢口地區的三個城市上空飛過，他們在一萬到一萬五千米的高空飛行，避開了中國軍隊的防空火力。日軍戰機的轟炸十分精準，首先對準漢口的機場，隨後便在周邊城市展開大規模轟炸。
在上海的時候，霍格還小心翼翼地給家裏寫信，沒有告訴父母他在戰爭中的危險處境。然而在漢口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真實地向家裏描述發生在他周圍的戰爭。在每天遭受轟炸的驚嚇下，喬治那曾經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氣的筆觸已經不見了；曾經的牛津大學的乖孩子，畢業后曾週遊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經歷練成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聞記者。每天騎着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及時真實地報道日軍空襲后的新聞。有一次，他跟蹤一則報道日軍飛機沒有造成傷亡的新聞簡報，發現實際上在這次的空襲中一個小村莊被毀。他在給《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中以「沒有傷亡」為題，做出了如下的報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乾燥的鄉間小路旁，周圍被稻穀環繞。年復一年，他們就在家裏干農活來獲得一點收入。住在這裏的人和別人沒有什麼區別，與幾個孩子，幾頭豬、鴨子和水牛住在同一個屋檐下——從年邁的老人到剛出生的嬰兒，垃圾和小牛犢都在一起。然而，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運改變了。
鋸齒狀的裂縫在牆壁上蔓延，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頂殘破的帽子。很顯然，它突然成為了眾人關注的焦點，因為一群興奮的人們正圍在它四周，更多的人則從田間小路上聚攏過來。
在突出的房檐遮蓋下的院子裏躺着一頭水牛的屍體，這似乎是人們興趣的焦點，而在不遠處人們在一團血肉模糊中找到了兩條多毛的後腿。然而，當一個婦女抬起一輛翻倒的手推車，露出下面的一具人的屍體的時候，人們的關注點便轉移了。她一手抬着手推車向人們展示，另外一隻手揮舞著配合著嘴裏的念念有詞。人們好奇地看着屍體，接着又三三兩兩地散開並議論紛紛。一些人離開的時候丟給那個婦女幾枚錢幣。與此同時，哀悼者的輓歌和燒紙錢的煙從一扇半開的門中飄進了屋裏，那裏躺着一具女人的屍體，渾身完好，可是頭部被炸掉了。她無頭的軀體引發了一些人的憐憫的嘆息。離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遠遠超越了日常經驗，這給人們帶來了恐懼。
那時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贏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歲的他在這個媒體圈中還是個經驗不足的孩子。和處於他的地位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他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幸運，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運之神對他的垂青。
漢口的媒體團中很多都是經歷過西班牙內戰的戰事報道高手，這些人意識到日軍所謂的「全面戰爭」的戰術不過是基於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一個概念。日軍的空襲戰術是受到德國軍事專家建議的、曾經在西班牙戰爭中經過檢驗的：即空襲的目標總是首先鎖定在儲藏軍需品的倉庫和工廠，然後才是軍事駐紮點和百姓。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襲后的重建進程。
參與過西班牙內戰的媒體記者都不太願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國軍隊發起的反擊在漢口的媒體圈中引發了一陣狂喜。那天的漢口經歷了一場壯觀的混戰洗禮，由俄國駕駛員帶領的80架中國空軍戰機反擊50架日軍轟炸機。據中國官方數字稱，在30分鐘的戰鬥內，中國空軍以7架戰機的傷亡殲滅了日軍21架飛機。那時候，媒體將中國的空軍稱為「會飛的外國軍團」。因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國、美國的戰機駕駛員的加入，來自法國、英國和新西蘭的志願者也加入到中國軍隊反擊日軍空襲的戰鬥中來。然而，這些人由於不遵守中國軍隊的紀律而相繼被開除。
曾經有段時間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媒體大力宣傳所取得的戰爭勝利，以便穩定民心、鞏固政權。1938年，中國空軍襲擊了日本本島，可是霍格和駐紮在漢口的所有媒體記者都錯過了這一事件。
被錯過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在裝備了兩架美國製造的馬丁轟炸機后，中國空軍從重慶基地起飛，飛越了日本本島的九州、長崎和福岡等幾大城市，總飛行里程達4000英里。轟炸機向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寫有描述日軍在中國的殘暴行徑的宣傳冊，然而，由於轟炸機油箱存儲的燃油無法滿足長途飛行的任務，中國軍隊放棄了此前轟炸日軍基地的計劃。這次任務是秘密進行的，直到日軍在徐州取得勝利后，中國政府才公開了這一消息。
整個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後成為《時代》雜誌著名記者的傑克·貝爾登並肩作戰。貝爾登大學生涯中將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環遊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愛上了東方這片土地。畢業后，貝爾登在一艘英國的貨船上工作，並在途經中國時決定停留在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先是成為一名英文老師，隨後又進入合眾國際社工作。
和駐紮在漢口的媒體團的其他人相比，貝爾登有兩個突出的優點。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說普通話，其次，他是美國陸軍中將約瑟夫·史迪威的親信和好朋友。所以，他們可以進入獲准不對其他記者開放的前線地區，儘管史提威提出條件說他提供給貝爾登的信息要保密。
貝爾登忙碌地在漢口的前線間穿梭，而霍格則將注意力集中在撰寫這些新聞上。這兩人簡直是合眾國際社的一對完美組合。對於霍格來說，這是一種高強度的鍛煉和學習，而不僅僅是報道。貝爾登也似乎默認了自己的導師角色。這位23歲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不久的英國男子，現在卻每天都要為這位喜怒無常且嗜酒的老闆整理從前線采寫回的具有詩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漢口停留的8個月的經歷可謂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他最初從合眾國際社接受的工作是報道戰爭引發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況。那時，嚴冬剛剛從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鬱鬱蔥蔥的樹木，開滿鮮花的花園；溫度已經上升到英國7月份的水平，天氣也變得潮濕起來。拉黃包車的人力車夫則把衣服綁在腰間，滿頭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軍隊里的士兵也換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當地的外國社區的人們，至少是男人們，也都換上了短褲和短上衣。
對記者而言，天氣轉暖似乎是個恩惠。因為這加速了新聞的發生速度：痢疾和霍亂會隨着溫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軍的空襲清晰可見。霍格在給家中的信上這樣寫道：「傳染上瘧疾、霍亂和傷寒等疾病的幾率已經非常之高，就像隨時可能被流彈，散彈擊中或在破舊的木屋子裏被抓一樣。」
那時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發生在武昌和漢陽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則外出報道在突襲中的傷亡情況。他時而騎着自行車，時而搭乘運送傷員的卡車。他還和曾經在路德教會結識的主教的女兒以及另外兩名音樂家組織了一個爵士四重唱樂隊，在學校或者醫院裏用中文和英文為當地百姓獻上即興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樂是再合適不過了，他的一個同事曾誇耀他「給他一架鋼琴，他就能為觀眾唱首歌。」
從春天到初夏，漢口已經成為了一個被包圍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裝備上了機關槍，主要路段的盡頭也設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門，外面還攔上了兩排鐵絲網和電線，以阻止敵軍對城市進行的可能的快速佔領。被外國人控制的地帶也在計劃一片「安全區」，希望藉此可以保證日軍衝進城市后，當地居民的安全。
那時正值歐洲戰場爆發戰爭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還有兩年半，上海的兩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樣，它們在珍珠港受襲后才遭到侵犯。
中國的商人認為居住在漢口的大批外國人以及外資企業會讓這座城市免予遭受發生在南京的殘暴遭遇。於是，人們尋找各種理由在高樓外面繪上或者掛上外國國旗；外資公司和銀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寫明該財產已經抵押或者出賣給外國公司。
共產黨和國民黨宣佈要站在統一戰線上，蔣介石強調全軍都應該齊心協力為捍衛中國而抗爭。平日裏很少出現在漢口的蔣介石，此時已經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開的舉動。日本在中國派了很多特務，出高價懸賞蔣介石的人頭。日本的間諜也猖狂地活動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則經常在夜間看見敵軍發射的火箭彈引導著轟炸機向其目標——河邊的供電站發動進攻。
和丈夫不同，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則到處公開路面，有時候是步行，有時候坐黃包車，有時候則是坐在公車裏。每次出現，她都穿着得十分得體，她到學校、醫院、工廠和慘遭轟炸的貧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個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幾乎成為了富於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長江往返的霍格發現漢口的姊妹城市已經不堪戰爭和疾病的摧殘，處在垂死掙扎的邊緣。「在道路兩邊全被炸毀的房屋廢墟中行走，空氣中充斥着木製品發霉的味道，還有石膏和碎石的塵土味道。簡易的帳篷隨處可見，一位老婦人在被炸毀的老房子的廢墟周圍喃喃自語。」
這兩座城市裏的大部分人口都轉移到鄉村去避難，或者是到江對岸的外國租界尋求庇護。政府官員、外國傳教士、黃包車夫、乞丐和難民湧入漢口任何一個可以棲居的地方。那個炎熱的夏天，街上到處都是人，各種交通工具也各顯其能，像另外一個戰場。這片狂熱中，330名英國海軍士兵忙着在英國領事館門外拉建鐵絲網，並調配艦艇等待在碼頭周圍。和那些駐紮在漢口的中國軍隊一樣，他們也在炎熱的天氣中等待着戰事的來臨。
在漢口的媒體記者們還是經常在中午來到美國的海軍俱樂部小聚一番，那裏的規矩是酒水自帶；而晚上，他們則選擇去德明飯店，不用講究酒水自帶的規矩。他們經常會談到日軍在南京進行的慘絕人寰的殺戮，並一致同意中國政府一定會誓死捍衛漢口。這個群體的特點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觀主義的思想，總是不斷地進行猜測如果日軍佔領了這個城市，他們將會做出什麼舉動。其他人也都在玩這些猜來猜去的遊戲，自從日軍在南京展開大屠殺后，當地所有的媒體充分地報道了這個消息。因此，在這個已經膨脹地收留了75萬人口的漢口，一旦被日軍佔領，他們將再次做出何種恐怖行為的猜測日益讓大家人心惶惶。
在這種氛圍中，霍格和其他記者組織了一個「最後的挖掘者人俱樂部」，並定期在羅西旅館碰面。在任何一個被戰爭蹂躪的城市，媒體總會找到或者成立像這樣的「羅西旅館」。為那些即將離開戰爭城市、不再繼續戰事報道的記者準備送別晚餐；此外，還會相互打賭，看誰會留到最後。正如隨後被證實的，這名合眾國際社的年輕記者成為了留在這裏時間最長的人之一。
在漢口，共產黨的高級代表周恩來，對西方媒體非常照顧。他定期在八路軍武漢辦事務和這些記者會面，並表示會盡其所能將最新消息告訴大家。周恩來總是很小心地對當時的國民政府發表自己的看法，並堅持着統一戰線思想。終其一生，他對於黨的忠誠從未動搖過，這也是毛澤東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體眼中，周恩來是一位充滿魅力，而且極善言辭的人，對於毛澤東，他也是最重要的組織者和執行者。
與此相反，蔣介石則把大部分西方媒體看成是危險分子。他自認為自己沒有錯。當這場戰爭開始時，西方媒體所表現出的就是敏感的集體反日情緒；隨着戰爭衝突升級，抗日統一戰線的結成，外國媒體更加公開其對於國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緒，也對共產黨及其游擊隊員給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來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國通訊員，特別是美國記者時，蔣介石則只接待如《時代》和《生活》雜誌的發行人亨利·盧斯這樣的富人。在媒體眼中，國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因為她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每次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她都能熟練地應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個媒體滿懷着敬意採訪的對象。
那年6月份，在日軍封鎖漢口前，霍格準備搭乘火車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車到共產黨的新根據地——延安看看，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領導機關駐在那裏。本來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為喬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卻由於霍格在參觀共產黨根據地的慾望和與漢口同事離別的不舍的矛盾中掙扎而不得不推遲了幾天。
喬治在6月3日寫回家的信中談了自己的顧慮，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萊。他以孩子般的熱情寫道：
史沫特萊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經和你們提過一些難民組織，史沫特萊傾其所有幫助他們，將其募捐的數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給了他們。在外國人眼中，她是一名共產黨，所以和她並不多來往。然而，她卻不能成為中國紅軍的一員，因為在那個組織中，除了醫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國人的。她也沒有從俄國大使館獲得工作機會，因為他們擔心會陷入其他大使館的流言當中。她那本千辛萬苦得到的美國護照，還沒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國的法西斯偵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來了，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殺了她。
日本人的確來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聞工作者的龐大的日本媒體團，攝影師和廣播員都來了，他們嚴陣以待，準備報道日軍即將取得的勝利。然而，他們不得不繼續等待，因為氣勢恢宏的長江及其北部的黃河，還有中國軍隊，減緩了他們的侵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