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4)

英國這時的高層機構，是英皇與議會(parliament)間牽強的平衡。封建制度間的安排，英皇平時以他自己土地的收入供應他政府的開銷，只有特殊情形才能召開議會請求津貼(subsidy)，不能隨便抽稅。17世紀的衝突一開，雙方都用成例作借口，其實則目下的發展，早已超過成例之外。亨利第八別出心裁的宗教改革，使英皇成為英國教會的首長，已把他自己和他的繼承人吹成半個教皇。一到17世紀，民間的趨向則是信男信女做主的一種集會性質的教會。17世紀初期的使用司法權也發生爭執。因為普通法不能對付新社會的問題，一個補救的辦法，則是英皇的「特權法庭」(prerogativecourts)。這些法庭的取捨，各書所敘不同。但一般包括皇廷牧師的法庭、財政大臣的法庭、英皇巡行法庭、高級委員會(HighCommission)的法庭(管宗教事宜)，和「星房」(StarChamber)法庭(管刑事)。這些法庭不用普通法，而以「公平法」(equity)為準繩。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種法律觀念，以天理良心做主，也受有羅馬法及教會法影響，在它裁判之下，案情處置以合情理(equitable)為原則，對於是否合法(legal)倒沒有提及(合法務必遵成例)，足以打破普通法凡事推宕，堅持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的習慣。這程序已開始於16世紀，只是一到17世紀，英皇已因稅收和宗教兩樁大事不孚人望，議會派更怕皇室用公平名義自作主張，去支持寡頭政治。所以內戰前夕，議會通過法案，將當中最犯眾怒的兩個特權法庭即高級委員會和星房撤銷。

從1642年到1689年近半個世紀，政治上紛至沓來的事迹不在本文敘述範圍之內。好在介紹這段時間的歷史資料格外豐富，教科書也寫得詳細。我們提及資本主義的形成，則要一躍面前，跳到這1689年頭上去。前面說過資本主義的技術條件在資金流通、產業聘用經理及技術公用的原則，一到某種場合，這三個條件都會造成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在英國，我們認為1689年光榮革命(GloriousRevolution)的成功，表現著這關鍵的來臨。

威廉第三以女婿推翻岳父，但是他是荷蘭人，對英國內政無實際興趣，被邀才做成了一個「被選舉的君主」(electedking)。最重要的是，他到任五年，英倫銀行成立，英國承認公債是國家的一種制度，皇室不用對國計一身擔當。這樣免除了好多在憲法上的爭執。過去的事，像查理第一的提用商人存放在皇家鑄錢局的金銀、查理第二的停付銀匠借款和克倫威爾強逼東印度公司借款，都不再重演，間接地保障了私人財產的不可侵犯。在此事前一年，即1693年，「皇家礦產法案」(MinesRoyalAct)公佈。以前民間所有礦產，內中若發現金銀，利歸英皇。其實皇室用這種名義抑制一般民營礦場，又授權某某人可以例外。此法案通過後，皇室放棄了這權利，於是礦業大興。英國礦產開拓公司(MineAdventuresofEngland)的資本十二萬五千鎊，在極短的時間募足，在當日是前所未聞的大數目，這樣投資放在有廣泛性格的企業上去，也刺激了工商業全面的增長關於16、17世紀英國皇室阻礙工礦投資見B，CommercialCrisisandChangeinEngland，1600-1642：AStudyofAMercantileEconomy(Cambridge)，p227;WilliamRees，IndustryBeforeIndustrialRevolution(Cardiff，1968)，p386.關於英國礦產開拓公司見Rees,。諸事互相印證，我們就此領略到資本主義總以在民主制度和立憲君主制下，才容易展開。極權政治一般的趨向，會阻礙私人資本的成長。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稱光榮革命，因為它實際上改造了英國的高層機構。茲后英皇只成為儀式上的君主，實際大權在議會手中。英國的政黨政治和內閣的組織也已具雛形，雖說他們當日的粗胚胎(prototype)，不能與以後的情形相比，但我們已可以看出他們是成直線型的發展。因為政局穩定，宗教上的衝突就慢慢地被遺忘。

為什麼英國在17世紀末年有這樣的成就，而世紀中期，雖有克倫威爾的領導，仍不能有這樣的成就?我們以中國歷史上的經驗作參考，當高層機構如此突破環境而成熟的時候，其下層機構也必有顯著的改進，不然立法不能聯繫。因此想像英國一到17世紀之末，土地制度必和世紀初年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別。統計上的數字，尚付之闕如，事實上如何完成，我們也無從知曉，可能永遠無法明了。只是1692年所徵收的土地稅，用統一的稅率加諸全國，不再用承包收稅人(tax-farmer)，全部收入解入國庫者逾二百萬鎊，超過以前皇室一年收入的總和Bromley,ed.，CambridgeModern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MauriceAshley，EnglandintheSeventeenthCentury(Cambridge，1977)，p175.。這斷然不可能在五十年前，土地主權紊亂，全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情形中完成。

我們知道，在內戰前夕，很多有企劃心的地主，就已經在購買土地的時候去瘦存肥，將一部放棄，一部收納歸併，使地產的使用管理合理化。內戰期間，兩方的軍事組織，又都是由地主領導佃農及小自耕農，則前述趨勢只會繼續擴展，不會收縮倒退。我們又知道17世紀中期，自由產業人已不付賃金，自成業主，有如今日情形。租賃產業之代替抄本產業，也是一般時向Thirsk,pp648-668；Stone,p73。那麼我們可以跟着唐尼教授(即前提及的RHTawney)所說，英國內戰，實為一個「大熔爐」(meltingpot)。他說：「地歸業主，以打仗的方式執行，要比法庭告狀便宜得多了」Tawney,「TheRiseoftheGentry，1558-1640，」EconomicHistoryReview，11(1941)，pp1-38，也不只是詼諧輕鬆的道白，而確是言之有物。事實上這土地的領有集中和使用的規律化，以新興的地主為領導，排斥異己，並且淘汰一批不能跟着時勢進化的地主，更要將最大的壓力，加諸一般抄本產業所有人。這些穡夫的子孫，少數的運氣好，成為自由產業所有人，其他或被逼為佃農，或擠出於農業之外，成為城市內之廉價勞工，事實俱在。只是這是一個長時期的運動，與戰前戰後的發展聯繫，所以一到18世紀，仍有不少的抄本產業所有人GWSouthgate，EnglishEconomicHistory(London,1970)，參考G，TheGentry：TheRiseandFallofaRulingClass(London，1976)，p173.。在這些情形下，我們提及1689年英國的低層機構必有顯著的改革，而不用絕對字樣，這是一種相對的看法。這也不是研究英國土地制度或英國內戰的一種論斷，而是對英國資本主義形成的一種解釋。這些專題對於「大熔爐」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因為立場的不同，其論斷必定也有程度上的差異。

有了這樣的解釋，我們才能對以下所說法律之演進，看得明白。英國的議會派雖說想支持普通法庭的至高無上，實際上這法律與時代相去過遠。公平法被皇廷牧師法庭(CourtofChancery)引用，事實上無從阻止，1660年查理第二的復辟之後尤甚。此時被引入的案件，牽涉到若典當間死亡，當時借方的權利、子女財產權的保障、破產、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詐內涉及「過分的施用誘導力」(undueinfluence)的原則Plucknett,pp690-691。而且引用的情節積少成多。當初公平法不顧成例，現在它自己也創成例，於是公平法與普通法對流。1689年賀爾特(SirJohnHolt)為首席法官(他任職於King』sBench，此法庭與CourtofCommonPleas同為普通法庭)，他即決定今後有關商人的案件，照商業習慣裁判同上，p246.。假使社會上沒有相似的變化，他的更革，縱不引起普遍的反對，也難行得通。

光榮革命的前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做主宰，而以司法為主。克拉克爵士綜合前後情形，有下面一段觀察：司法衙門和法庭不斷地工作，除了幾個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樹立法規的情形總是在進度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聲雖高，但是危機一發生，縱在最革命的關頭，有關土地［的買賣佔領押當］與商業合同各事，卻連一樁立法，也沒有做出來Clark，TheWealthofEnglandfrom1496to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總還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強迫下面照上級意志做事的情調。而資本主義牽涉私人財產權，務必在真人實事之間，判別得明白，所以司法權成為有效的工具，它有試驗性質，也能積少成多地以成例創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釋尤其使我們不會忘記這高層機構與底層機構間的聯繫。

我們再看英倫銀行的組織，更相信布羅代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的成功，在它能與國家互相印證的真諦。1694年銀行的股東，以英皇和皇后領頭，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無例外的」都是倫敦商人，他們宗教的剖面，則是「徹底的新教徒」。所湊集的資本，不是現金，而是由於他們供應政府的軍需，所得財政部的收據(tally)和存在銀匠店裏的金銀，由銀匠所發的收據。他們把這些資本，共一百二十萬鎊，貸與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關稅和酒稅作擔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遠繼續地借下去。而且有了這樣的保障，英倫銀行雖為私人資本，卻可以發行鈔票，也達一百二十萬鎊之數。銀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鈔票流通於市面，也就是一舉兩得，在貸與政府及放款於民間，兩頭生息，這也是信用膨脹(creditinflation)的開始在這題目最有用的參考，乃是JohnGiuseppi，TheBankofEngland：AHistoryofItsFoundationin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銀行剛成立不久，政府要它匯款二十萬鎊到弗蘭德斯去接濟與法國作戰的英軍。這並不是開一張匯票，讓約翰·丘吉爾(JohnChurchill，Dukeof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戰時首相丘吉爾的祖先)在比利時兌現。當時尚五分行，國際的信用也尚未開始組織。事實上的辦法，是銀行的董事會全部到丘吉爾軍中去，籌款的職員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處，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歐洲商人一聽說倫敦商人都站在英軍後面，也把他們能夠控制的資金，放貸於組織戰事的丘吉爾。所以英國的打敗法國，是有北歐、南歐的財政支持。這中間一段的活動，也使國際信用的組織具體化，而英國又採取了主動地位。

信用膨脹也同樣在繼續之中，一方面因為在大陸上的戰爭，英國的支出從1702年的每年五百萬鎊，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萬鎊。英國的國債在同時期中由一千三百萬鎊增加到三千六百萬鎊。英倫銀行的資本也同樣地在擴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FinancialRevolutionofEngland：AStudyoftheDevelopmentofPublic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ModernHistory，VolVI，p285.。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因為英國土地所有權已大致固定，農場組織也比較堅固，又因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併，商業性的法律可以使用於農業社會裏面去，就引起農業的資金與工商業的資金對流，濱海與內地融結為一，生產與銷售的距離縮短。17世紀末年的一個徵象，乃是「土地銀行」(landbanks)紛紛組成。他們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動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這所有權作信用的根本，獲得現金。只是組織不良，求功過切，又紛紛失敗。還要再等幾十年，這些錯誤才被更正。18世紀中期以後，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地方銀行、鄉村銀行才如雨後春筍一樣地顯露頭角，在倫敦也有很多私人組織的小銀行出現。於是信用貨幣不僅膨脹，而且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組織。

李約瑟博士和我的「檢查單」提到僱用經理和服務性質的事業，還提到立法防止欺詐、懲辦假冒、懲辦監守自盜(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險公司的形成、現代有限公司的組織、郵政的設立、付費公路(turnpike)的修築、報紙刊物的出現。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紀以後，才逐漸完成。但是在光榮革命前後，都已初步創立。所以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這在英國，1689年是一個具體的關鍵。沒有這時間上彙集的話，則零星資本主義的因素和抽象資本主義的觀念，都不能構成一個言之有物，在歷史書上站得住腳的資本主義。

英國之能進入資本主義，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個人口六百萬，面積不到六萬平方英里的國家，今日實為小國，但是在17世紀，還是歐洲大國。這樣一個有農業基礎並且法制傳統堅強的國家，竟能使全國的管制數字化，首尾相應，有如一個自由城市，實在是歷史上前所未有。過去英國的軍事力量，沒有法國和西班牙堅強，航海探險也在西、葡各國之後，商業組織，也讓意大利和荷蘭佔先。至此，它以最緊湊的組織作本錢，竟在效能上超過上述諸國，因之稱雄於世界達幾個世紀。

馬克思雖沒有直接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他的寫作中，到底已經指出了一個資本主義的體制。揆諸事實，他的敘述，和英國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最為接近。《共產黨宣言》所勾畫的階級鬥爭，在英國歷史里，也並不是沒有根據。只是三兩句文字的勾畫，不足以概括幾個世紀變化的曲折。

1978年我離開英國的時候，李約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總算獲得局部的滿足。前面已經說過，我們涉入這問題的動機，是要解釋何以現代的科技產生於西方，而不產生於中國。多年摸索之後，才知道這問題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應由兩方社會的組織與運動間找尋線索。有了上面這一段經驗，我們更深信和歐洲中世紀的社會比較，以至與中國傳統的官僚主義我的一篇論文，對中國官僚主義，有初步的解釋，見《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李老博士所稱中國官僚主義的一個例證》，載Explorationsin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Shanghai,1982),英譯載MingStudies,16(Spring,1983)。現收入本書。社會比較，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它能夠將整個社會以數目字管理。因之社會裏的成員，變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換(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會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複。法律既以私人財產權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樣以數目字上加減乘除的方式，將權利與義務，分割歸併，來支持這樣的分工合作。這在推進科技的發展中，產生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優勢條件。

但是這未定的結論，純粹系相對於歐洲中世紀及中國傳統社會而言，並以14世紀到17世紀(大致與中國明朝同時)的一段時間為限度。當然，這不是我們對現今政治的見解。李約瑟博士對當今政治的見解，已有他在各處發表的文字和演講闡明。此公有他無可仿效的獨立作風，也用不着我代為畫蛇添足。

並且我寫這篇論文的動機，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紐約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國近一百多年來對外界的挑戰，不是一錯再錯，而且其反應是和世界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輕學者的質疑。這篇文字最後一段，即提到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所以應由我個人負責，將我現下對這問題的看法提出，作這篇論文的結論。

我們在20世紀末年，提到資本主義，有幾點值得提醒所有學人注意的地方。我們從技術角度(不以意識形態作出發點)看來，資本主義不外一種國家的組織，通過社會經濟諸因素；有如亞當·斯密所說，施用「商業的系統」(systemofcommerce)「去增進國民的財富」。在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個個人「有識見的私利觀」(enlightened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層機構就組織不起來。所以私人財產應有保障，以及私人財產在公眾生活中發生龐大的影響，都成為必然的趨勢。

這種組織由地中海傳播於北歐，穿透過英國，表現著從小國到大國，從水中的國家到濱海的國家，從沒有農業基礎的國家到農業生活方式組織相當嚴密的國家，成為世界一般趨勢。以農業組織作國家基幹，注重凡事維持舊有的均衡；以商業組織作國家基幹，則注重加速交換(exchange)。時代愈進化，後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點更為暴露，其國民對其政府之無能益抱不滿。我敢說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展開至1917年俄國之二月革命，都仍由這基本的原因發動。

從威尼斯到荷蘭民國到英國，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放棄中世紀的立場去組織資本主義的體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個國家都要透過它歷史與地理的特點，暗中摸索一段時期，而後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蘭採取聯邦制度，英國利用司法)。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釋。constitution一方面是憲法；一方面是一個有機體的功能組織和結構。寫一紙憲法，是相當容易的事；改變一個國家的功能組織和結構，有時等於令一隻走獸蛻化為飛禽。在農業國家尤難，這因莊稼之事，關係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飢荒。通常我們看不到這樣的困難，則因美國歷史及日本歷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發生錯覺的緣故。

美國之殖民地時代，土地佔有牽涉極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買賣。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結合，也大致已在英國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極少數地區有兩種法庭同時存在。所以自始至終，農業的組織就能和工商業合流。又能將這一組織，在一個空曠的地區，跟着科技的發展而推展到兩洋的沿岸，但卻也仍有「謝斯叛變」(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變」(WhiskeyRebellion)、各州不承認聯邦通過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內戰。又因組織銀行、發行貨幣、管制工會，取締托拉斯和協定各州間的商業(interstatecommerce)，發生無數糾紛。總之，這好多糾紛是在美國的成長的長時間內發生，所以一般人並未想像到各事業叢蝟在一處，又有一個舊社會在後面作祟，又沒有空間作轉圜的困難。

日本是一個海洋性的國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封建諸侯)的「藏元」(財政經理)、「諸仲間」(各種商業集團)、「問屋」(批發商)和「回船」(定期航線，並帶有保險業務)等等的組織。政府缺乏中央集權的傳統，商業組織和商業資本卻早已在繼續成長之中。明治維新，表面上好像是突過時代的改革，實際則是以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擺在一個已經規模粗具的低層機構上。我們不審察這特殊的情形，則以為日本能如此，其他國家都應如此。

然而特殊與否、困難與否，這種改革，成為世界趨勢，已無可避免。資本主義有很多令人不滿的地方。也不待馬克思說明。亞當·斯密著《原富》時就指出英國商人的私利觀，缺乏有識見的度量，在對付殖民地時，有很多不公平及短視的事。就像對現代經濟學作過實質貢獻的凱因斯男爵(JohnMaynardKeynes)和前述的羅賓生教授，也對現代資本主義會有過極苛刻的批評。在這些地方，我們應該想到孫文所說，對現代經濟組織採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個「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現代的社會主義，也就是糾正錯誤，給改革過遲的國家一種自衛的手段。但是在以商業的組織使全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承認個人的私人財產權，提倡資金流通，人才活用，技術因素共同使用，基本上仍與資本主義相同，只有程度上的區別。英國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有時候資本主義的重點強，有時則社會主義的重點強，也用不着作體制上的更變。美國為當今資本主義發展最高的國家，其政治措施，有時仍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中間的奧妙，則是資本主義在三百年前組成時，和歐洲當時的習慣信仰大相徑庭，所以要在學理上造成一個絕對的地位，才能無懈可擊。今日之世界則無此需要。況且那絕對的立場，技術上也不容易維持，即有如人類之性善或性惡、定命論的真實性格，屬於宗教上的問題。又有如洛克的「勞力價值論」在17世紀形成。當日生產方式簡單，要說某人能將自己勞力混合於自然的資源之內，即將這一部資源，當做他的私產，還講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價值的廣告事業，以無線電的電波在空間廣播，則就要使前謂勞力價值論作硬性的解釋，發生困難了。

所以我認為針對今日中國的改革作辯論，一定要澄清這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體制，只有宣傳上的效用，沒有學理上的意義。一個尚待開發的國家，連最基本的現代組織都未完成，就奢言實行共產主義，甚至完全否定個人私利觀，那才是顛倒歷史。我們也看到對這後項運動作學理解說的著作，總不免包含着錯用名詞、不顧世界歷史發展程序諸種辦法，結果是與時代不合節，只能再度造成中國傳統里「金字塔倒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