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法國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問世以後，在西方廣大讀者和評論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們對其主題、人物、藝術技巧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問題探索小說」，而且「在這種用問題探索手法寫成的小說中，藝術水準最高的當推約翰-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①；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寓言小說，說象福爾斯這類「作家不僅通過寓言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而且在創作技巧上也在謀求新的途徑，評論家們把他們稱為『哲學派』或『寓言編撰家』」②；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散文體比較小說」，「它將小說引入了文化史和社會學的比較領域」③。這真可謂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①艾弗-埃文斯著《英國文學簡史》（英文版，1978）第368頁。

②轉引自劉若瑞著《六十、七十年代英國小說中的新流派》、見《外國文學動態》1980年第1期。

③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年）第124頁。

無論一位作家持什麼觀點、用何種藝術手法進行創作，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那就是他的作品必然反映出他對社會和人生的理解。這正如約翰-福爾斯自己所說：「所有的傑出著作都是經驗的結晶……我認為，嚴肅作家對文學的目的必須有一個絕對明確的認識。如果對文學和人生的認識沒有一種哲學作為支柱，你就不可能進行嚴肅的創作」①——

①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第19頁。

《法國中尉的女人》是一部以維多利亞中期為背景的小說。可以說，這部小說是一個世紀后的一位英國作家對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嚴厲批評。英國在十九世紀度過了「飢餓的四十年代」以及憲章運動的三次高潮以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維多利亞盛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是一個在科學技術、工農業生產和思想文化都有長足進步的時代；同時，那也是多數人過着貧窮生活，城市和鄉村充滿了非正義的時代，特別明顯的是，它在思想意識、道德觀念上有着因循守舊、妄自尊大、虛偽自私的特點。正如本書第三十五章所概括的那樣，那是一個充滿了各種矛盾現象的時代：是一個婦女倍受尊重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花幾鎊錢便可買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的時代；在那個時代里，英國所建教堂的數目超過了這個國家以往的總和，而在倫敦，每六十所房屋中就有一所是妓院；在那個時代，每一座佈道壇、每一家報紙的社論、每一次公開演講，都喋喋不休地宣傳婚姻的神聖性，而上至王儲、下到達官顯貴，許多人都有着偷偷摸摸的私生活，人數之多，超過或幾乎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那個時代，刑法制度逐步講究人性化，而鞭打卻非常盛行；在那個時代，婦女們的衣服把肉體遮蓋得比任何時代都嚴實，但對雕刻家的評判卻要看他雕刻裸體女人的水平，等等。

這部小說是以貴族青年查爾斯跟資本家的女兒歐內斯蒂娜以及跟出身低微的家庭女教師莎拉的關係為主線發展的。這一主線的兩個側面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誠如小說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紀中葉，按財富劃分社會等級的趨勢已經在倫敦出現。當然，高貴的血統和門第並沒有被取代。」隨着工商業的發展以及相應的政治改革的實現，英國資產階級正愈來愈佔着實際的統治地位，但由於它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封建貴族的尊貴地位被保留下來，血統、門第、教養成為資產階級艷羨的榮耀。資產階級既瞧不起貴族，認為他們是些破落戶，是「無用的虛飾」；但又羨慕他們，企圖用貴族的地位作為抬高自己身價的手段。這決定了他們對貴族既謙卑又高傲的矛盾態度。弗里曼先生在一八五○年以後的社會和經濟大變革時期發了大財，成為商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而且，他認識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是一個做事的時代，做大事的時代。」因此，他雄心勃勃，準備把「某對形式的帝國」送給他的女兒和未來的女婿。這是他引以為驕傲的一面。在對貴族的態度上，他隱隱約約懷有一種卑視，並對他們下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結論；同時，他卻處處裝出上流社會的紳士派頭，而又不時懷疑自己裝得不象，內心裏往往覺得自慚形穢，表現出一種自卑感。因此，他處心積慮地向貴族靠攏。實際上，他把女兒嫁給查爾斯不過是「用金錢來購買地位的手段」，是企圖躋身於貴族階級行列的一個步驟。由於出身和父親的影響，歐內斯蒂娜在這一問題上，同樣持一種矛盾態度。她瞧不起貴族羅伯特爵士，甚至不喜歡溫斯亞特莊園的那些破舊房子；但她一想到即將成為貴族太太和莊園的女主人，就感到渾身暖融融的。她同樣有一種自卑感，經常懷疑別人卑視她是「布商的女兒」。她對查爾斯開玩笑說，假如查爾斯是一位勛爵的話，她就會更愛他。但「在這種自我解嘲的背後，卻潛伏着一對恐懼心理。」實際上，弗里曼父女對貴族的矛盾態度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的普遍心理，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對此有過不少描述。在薩克雷的《名利場》中，「貴人迷」老奧斯本朝思暮想要當第一代從男爵，可是當他受到貴族的怠慢時，他又高傲地炫耀自己的財力，惡狠狠地說：「把那些窮狗一隻只地買下來也算不了什麼！」在蓋斯凱爾夫人的小說《南與北》中，工業資本家桑頓先生畢恭畢敬地請一位出身高貴的窮紳士給自己講授希臘羅馬文學，以便使自己成為有教養的紳士。甚至狄更斯筆下那個目空一切的資本家董貝先生也不得不以宴請貴族來裝飾門面。可以說，福爾斯對弗里曼父女的這種矛盾態度的描寫，真實地表現了英國資產階級的心理特點。

如果說上述這點是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主題的話，作者對莎拉這一形象的塑造則體現了具有當代特點的主題：社會對人的壓抑。莎拉出身下層，又受過一些教育，這使她處於一種「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特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她要爭得獨立和自由，就必然跟她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格格不入。她同情工人運動，幫助受污辱的女僕米莉，跟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波爾蒂尼夫人公開對抗，在性愛問題上採取時代和環境所不容的態度，這一切必定使她處處碰壁，陷入孤獨。在整部小說中，莎拉是個謎團般的人物，即使對查爾斯來說，雖然他感到跟莎拉是「同一塊石頭雕刻而成的」，但對莎拉也並不完全理解。其實，人們感到她不可理解，這正說明她的思想和行為是對維多利亞時代精神的反叛。故事一開始，她不顧一切，我行我素，不願離開萊姆，甘願被視為「法國中尉的蕩婦」，這不是對當時倫理道德的蔑視和反抗么？最後，她離開查爾斯，在跟維多利亞道德觀念背道而馳的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羅塞蒂那兒找到了歸宿，這是她向著擺脫壓抑、向個人的獨立和自由邁進了一大步，也是她性格發展的必然。在她跟查爾斯的關係上，表面看來查爾斯是她的幫助者，而實際上她是查爾斯的引路人。在她的誘導下，查爾斯一步步離開了貴族階級，離開了弗里曼先生給他安排的人生歷程，走上了受壓抑的孤獨道路。有的評論說：「查爾斯在小說最後一章中的處境跟莎拉在第一章中的處境完全相同：孤獨。」①這種分析頗有見地——

①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年）第67頁。

創作技巧是評論界對這部小說探討的中心。福爾斯對現實主義傳統的挑戰頗受評論界的注目。

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隨着弗吉尼亞-沃爾芙和詹姆斯-喬伊斯相繼謝世，把小說改造為表現現代意識之工具的創造性歷史時期——即意識流小說時期，暫告一段。到五十年代，現實主義小說又在英國文學中佔了主要地位，出現了「憤怒的青年」一派及一批工人小說家，他們以嚴肅的態度寫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有的評論家把他們稱為「社會文獻派。」到了六、七十年代，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情況的發展變化，以及新的哲學思想的影響，英國文學界出現了一批藝術風格有顯著變化的作家，象安東尼-伯吉斯，艾麗絲-默多克，安格斯-威爾遜等，其中，約翰-福爾斯是較為突出的一位，他的《法國中尉的女人》是六十年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獲得了國際筆會銀筆獎。儘管以上作家的作品內容和風格各異，但他們都在探索人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和人的自我本質，藝術上都企圖突破或揚棄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傳統，對小說的形式和表現手段進行各種實驗，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格局。

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福爾斯闡述了自己的創作理論，同時，這部小說本身也就是他的理論的實踐。福爾斯反對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創作的「全知觀點」，即「小說家僅次於上帝，他可能並不是無所不知的，但他要裝出無所不知的樣子。」他說，小說家都是事先擬好計劃，對情節、人物、結構等進行全面安排，然後按計劃寫作。他認為這種創作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們知道，世界是個有機體，而不是一部機器。我們還知道，一個塑造出的真實世界必須獨立於其塑造者。一個計劃的世界是一個僵死的世界。我們筆下的人物和事件只有不受我們約束時，才開始變得活生生的。」因此，「必須給人物以自由！」這樣，在小說第十二章中，作者說他命令查爾斯離開莎拉以後回萊姆鎮去，可是查爾斯並沒有那樣做，而是轉身走下坡，無緣無故地到牛奶房去了。「去牛奶房那個主意明顯地出自查爾斯，而不是出自我本人。再說，倘若我希望他是位真實的人物，我就得尊重他的自由，而廢棄我為他規定的貌似神聖的計劃。」在第四十四章里，作者寫到查爾斯準備跟歐內斯蒂娜結婚，但在下一章中，查爾斯突然改變了主意，去追求「法國中尉的蕩婦」了。

正是在「給人物以自由」的思想支配下，故事最後又出現了喜劇和悲劇兩種結尾。在第五十五章中，作者在講述了查爾斯的需要與莎拉的需要兩方面的矛盾之後，表示要讓矛盾自行發展，而不去干預，自己只起一個記錄員的作用。「在這場衝突中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提供兩種可能，兩種描述。」這部小說前後有三個不同的結尾，對於這種寫法，正如福爾斯在給本書的中譯本所寫的前言中所說，有人認為它「扼殺」了歐洲小說的傳統；更多的評論則認為三個結尾並不單純是為了花樣翻新，而是說明三種不同的可能結局，這更符合小說中歷史事件的發展；正如現實生活中一件事物的發展也許有幾種可能性一樣，作者用三種結局來結束他的小說，就顯得更為真實。

耐人尋味的是，小說的大部分卻採用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寫法。作者在第十三章中說：「假如說到現在為止，我一直裝作了解我筆下人物的思想和內心世界，那只是因為我所採用的是我所寫故事的那個時代被廣泛採用的傳統方法。」不言而喻，採用這種方法對再現當時的人物和環境是有利的。可是，作者在採用這種方法的同時，又不斷地對它開玩笑，甚至嘲弄，經常有意識地去突破這種創作方法的束縛，這更激起了讀者和評論界的興趣。有的評論說，福爾斯的小說表明：一個二十世紀的作家只能從二十世紀的哲學和感情角度來寫書，不可能再按照十九世紀的某種模式依樣畫葫蘆。其實，福爾斯本人在為哈羅德-品特改編的電影劇本所寫的序言中也不否認，他是從維多利亞中期和當代兩種觀點來創作這部小說的。①——

①見哈羅德-品特改編的電影劇本《法國中尉的女人》（英文版，1981年）第5頁。

福爾斯在《法國中尉的女人》和他後來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另一部小說《丹尼爾-馬丁》中，都運用了比較技巧。在這兩部小說中，故事和人物並不是他要描述的唯一內容，而是圍繞情節的發展，書中展開了各種思索和探討，插入了大段大段的議論。作者似乎不慌不忙（例如查爾斯遇到女主人公莎拉是在第一章，而他們二人一直到第十二章才開始直接接觸），邁著沉思默想的步子時而環顧四周，對歷史、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許多問題進行議論。例如，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對時間觀念、審美觀念、倫理道德、服裝式樣、建築藝術、科學研究的發展進程、婦女解放運動、私人偵探行業等都進行了廣泛的議論或進行不同時代的比較，甚至對象幾車、椅子裝飾、婦女射箭這樣的小事也不放過。特別明顯的是，為了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與美國進行對比，作者在《丹尼爾-馬丁》中讓丹尼爾去了荷里活；而在《法國中尉的女人》中，作者讓查爾斯先去波士頓，然後去美國南方，為的是對南北戰爭后的美國與英國進行比較。從情節發展上看，這兩次旅行都並非是必然的。這些議論和比較，有的純屬知識範圍，有的則是為了說明某個問題。例如，為了說明維多利亞時代在性愛問題上的虛偽性，作者不惜幾乎用整章的篇幅來進行議論。對於這種寫法，評論界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英國的P-R-卡茲在一篇評論中說：無論如保，「福爾斯的比較技巧使我們有可能看到，我們今天的社會是從那個社會（維多利亞時代）發展而來的。」①許多英美讀者對這種比較方法很感興趣，認為《法國中尉的女人》是維多利亞時代任何作家都寫不出來的一部維多利亞小說——

①彼得-沃爾夫著《約翰-福爾斯》（英文版，1979年）第131頁。

我們常說，外國文學作品可以起到借鑒作用，自然這並不是說閱讀一部作品就要接受它的觀點或模仿它的方法。讀者和文學的關係決不是這樣簡單的。可以吸收的固然可貴，不能吸收的作為知識也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世界是如此大，生活是如此複雜；了解到世界上有那樣的人，發生過那樣的事：對人生和社會有人作出那樣的解釋，持那樣的態度；文學作品還可以用那樣的方法來寫。這就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使我們免受狹隘、偏頗、簡單化的局限。在這部小說中，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替使用；打破歷史時間概念，作者在小說中自由出入；人物可以不受作者控制，其命運可以有多對選擇；它既是以人物、情節為中心的小說，又象是「以小說形式寫成的論文集」；既模仿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體制和風格，又嘲弄它；突破它；既以維多利亞中期作為小說的背景，寫那時的人物故事，又不是一部歷史小說，而包含了現代內容。以上種種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自會有清楚的了解。

這部小說的中譯本在出書以前曾在《莽原》雜誌摘譯刊登，編輯部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全書翻譯過程中，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同志給予很大的鼓勵和支持，全書譯出后又認真推敲，對譯文加工潤色；汪躍進同志協助譯出每一章的卷頭引語；本書的作者約翰-福爾斯先生從英國寄來了中譯本前言、生平著述年表和照片。在此，一併向以上諸位表示深切的謝意。

劉憲之藺延梓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於上海——